马踏飞燕、马超龙雀、铜奔马都是由谁命名的？

作为“马踏飞燕”这件文物的最终命名者，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原馆长初世宾先生撰文，讲述了这件文物从发现到命名的来龙去脉。他认为，铜奔马，是文物标本学的定名，是在无法确知其名的情况下按文物学约定俗成的规范暂定其名。文物的真正名称，除非记载有原名，否则皆属后人研究、推测或命名，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切磋商榷。但定错了不好，所以应慎重。

据我所知，铜奔马最初由国家文物局下放到甘肃的文物专家、原甘肃省文化局文物科长王毅同志命名为“马踏飞燕”。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战备挖防空洞，雷台汉墓就是在挖防空洞时发现的。当时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普遍不强，墓葬发现后，社员将墓内绝大多数陪葬品装包运储新鲜公社某大队仓库，准备论斤称铜卖给供销社换取农具。此事被武威县文化馆干部党寿山闻知并前往制止。随后，党寿山向省上报告，省革委会政治部文化组决定由省博物馆派员清理并将文物调到省上保藏。

1969年12月，雷台墓清理完毕，文物也全部运到省博物馆，同时开展技术保护修复。带队清理这批文物的负责人是原省博文物队副队长张学正先生。这批文物在省博物馆初步整理期间，王毅正在省博物馆等候分派工作，我曾亲耳听到他将铜奔马称作“马踏飞燕”。当时文物工作开始恢复，《文物》月刊复刊，分配了一期（是1971年还是1972年某期记不清了）给甘肃，用于发表甘肃文物稿件。这一期《文物》由王毅、徐乐尧和我负责组审稿件并配图配照，其中有王毅一篇文章，甘肃日报也发过王毅的一篇小文，都称铜奔马为“马踏飞燕”。

1971年国庆节前后，郭沫若副委员长陪柬埔寨宾努亲王来甘访问。郭老曾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展览由我负责布置，铜奔马陈列在西一楼北厅进方厅假墙拐角的突出位置，我叫徐乐尧专写一较大卡片，墨书“马踏飞燕”四字，放置于一白色方形展台上，十分醒目。郭老那天由秘书陪同来馆，王毅全程讲解。王毅强调了“马踏飞燕”一足踏鸟、三足腾空的力学平衡。郭老对铜奔马赞不绝口，说回京要邀请“马踏飞燕”等甘肃文物参加全国文革出土文物展。在故宫武英殿，他曾对全国文革出土文物展筹展同志夸赞“甘肃马踏飞燕来了要压倒一切！”后来，坊间流传“马踏飞燕”是郭老所起，并非事实。

不久，中央即来调令，省博负责筹备，由我组织实施，共聚集彩陶、青铜、木雕、丝织品及雷台文物共280余号珍品，建档、编号、修复、包装等，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樊锦诗、孙国璋、徐乐尧、伍德煦、乔今同等专家。

我趁工作之便，在造册建档撰写相关资料时曾仔细观察过铜奔马，发现“马踏飞燕”虽相当形象生动，叫起来也朗朗上口，但尚欠准确、科学，该马后蹄所踏明显是鹰隼一类（民间俗称鸟鹰），尾不分叉，折扇形可聚散，大眼圈睛，头颈灵活可反顾180°，双翼收缩耸肩（这是鹞鹰击物时的典型形态），翼端剑状长羽，尤其尾端有一未穿洞孔，象征鹞鹰足尾系铜铃之所。

猎鹰尾部系铃，宋人《艾子杂说》有记，今人王世襄先生结合亲身经历也有较深入而明晰的研究，语在《大鹰篇》。马足所踏应是一只猎鹰。相似的鹰隼或放鹰狩猎的情景，在汉代墓葬、画像石（如汉中山国王墓、沂南汉墓）、魏晋墓（如嘉峪关壁画砖）中比比皆是。至于骏马，原出土时身上有鞍鞯缰络痕迹，跑姿是驯马学中著名的、人工培育出的“对侧步”，即同侧双足同时交替快速迈进，有轻盈、平稳、持久的特点，青藏、蒙古、阿尔泰草原统称“走马”。

将马和鹰隼联合融揉一起的文学描写，唐诗汉赋中多有脍炙佳句，恕不一一列赘。而古代墓葬从唐代以后，俑人仪仗中广有表现（包括壁画），多作骑马驰射、飞鹰走犬式的仪仗俑。奔马飞驰是极难表现并保持稳固的，踏一鹰隼，一切迎刃而解，铜奔马实乃极巧绝妙之作。正因如此，考虑到文物的品级极其重要，赴京参展又代表国家声誉，由我作主在送京档案名称栏中将“马踏飞燕”改作“铜奔马”。在不知文物的原名、真名时，文物、考古学一般是按学科规范习俗给予定名，即简明地按其质地（铜）、形态（奔）、性质用途（马）等要素给予概括。

自北京展览时起，在文物界开始使用“铜奔马”一名，大家虽然仍有分歧，但毕竟有一众人尚能接受、不是似是而非的名称。当然，“马踏飞燕”一名依然流行。北京展之后，铜奔马连续出国，跑遍英法欧美等大半个世界，美国尼克松总统、法国蓬皮杜总统、日本首相、塞拉西皇帝诸人都曾相继到故宫参观，铜奔马一名也为国际国内所承认、尊重并使用开来。

1983年国家旅游局定铜奔马为国家旅游标志（请注意，稍早一些，邮政部也曾将嘉峪关壁画墓“驿使图”作为邮政标识代表我国参加万国邮政博览会），当时可能不太明白其真正含义。我们得知此事业已数年以后。

如果当时曾正式定名为“马超龙雀”，那是采用了牛龙菲先生的说法。

牛说发表在1983年兰州的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次大会上，曾轰动一时，但未被学术界接受。他的主张来自张衡《东京赋》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云龙雀蜿蜒太空、神马遨游云汉，说该马足下物为飞廉（又称风神），造出一个“马超龙雀”，寓意神马快过风神。汉代自武帝以来以至东汉，东西帝京兴建楼观宫阙，率以天马、飞廉、朱雀等神瑞命名、装饰。天马指西域宝马。飞廉据汉末学者注释，龙身豹尾，双翼似足，兼有龙蛇、鸟雀之形，类似西方“格里芬”怪兽，故称“龙雀蟠蜿”，其形义二者与鹰隼相去殊异。将该文物命名为“马超龙雀”有杜撰之嫌，学界是以不取。

1973至197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革以来中国出土文物首赴欧洲展览，宿白先生受命组织介绍文章在英国出版以加强宣传，馆内派我去故宫武英殿为甘肃铜奔马等著名文物撰写资料，我提供的文字仍然是把该马足踏之物称作“鹰隼”“猎鹰”，宿先生同意支持我的观点。

199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来甘肃省鉴定确认一级文物，专家组内有杜廼松、王海文、朱家溍、郝本性、李久芳等国内顶尖鉴定专家，认为“铜奔马”名称是符合命名规范的，并一致确认其为“国宝”。

关于铜奔马与雷台墓的时代、真正含义、车马排列、墓主人是谁等等，从出土以来一直存在一些争论、疑问。这主要由于文革动乱时的非正式科学发掘，早期多次盗扰，及清理报告简略、研究介绍不深入，公布的原始资料较少等因造成，也与“十年浩劫”对学术研究和学风的影响破坏有关。

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仪仗俑队

鉴于此，1982年我在《考古与文物》撰小文《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曾予剖析澄清。此暂不谈，仅就铜奔马问题再补充说明两点：

一是从“马踏飞燕”改为“铜奔马”。主要是因为马踏之物明显不是燕，做了纠正。命名铜奔马，基本符合文物本身特点与定名规范。说它稍欠确切，是指“奔”字今天易被误解为“狂奔”。而古代“奔”“走”二字义近，“走”也不是漫步行进，二者都是快步急驰的意思。铜奔马的“对侧步”法，据已故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所养马专家、山丹军马培育者崔堉溪教授研究，铜奔马之形体兼有西域马和蒙古马种特征，乃汉武帝以来引进西域良种杂交改良之结果。今天天祝、山丹一带的走马，马驹出生就会走“对侧步”，这属于蒙古马系的一种优良遗传基因。而李约瑟博士所说的“飞奔”步，指的却是四足腾空式的飞奔。但“铜奔马”的定名，忽略了鹰隼及其狩猎的含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二是铜奔马的命名，因属于文物，在登记入藏、建档建卡时，必须要有一个名称，这和居民身份证要有姓名信息一个道理，文物的命名也可视作文物的“身份证”名字。文物命名一旦确定，除非存在明显错误，一般不做改动。铜奔马的命名已使用40多年，并被国际国内认可和接受，是享誉世界的明星文物，其名称不宜轻易改动。同时，我个人认为，文物的命名也属于学术问题，现有定名不影响社会各界对文物的研究探讨，社会各方均可参与研究、各抒己见，这样既可以为收藏单位准确命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利于深入挖掘揭示文物价值内涵。至于民间如何称呼某件文物，还是抱着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为佳。

作者：初世宾

（武威文体广电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