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 将揭开吐谷浑大可汗陵之谜

吐谷浑王族一支被唐廷安置到灵州以后，他们确认凉州南山为其先茔，其寓意不言而喻。凉州南山离原吐谷浑统治中心青海较近，也有吐谷浑人在其活动，葬于此处，即可受到唐朝的保护，免除吐蕃的破坏，又靠近生我养我的青海故乡，以抒发眷恋故土之情。从目前武威发现的慕容氏墓葬来看，均系墓门向南，建于山岗之上，大有怀旧望乡之意。

一、慕容智墓的发现与价值

武威南山是唐代吐谷浑内迁之后形成的一处归葬王族成员的先茔所在，从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到1980年前后，武威南山青咀湾和喇嘛湾一带曾发现有吐谷浑王族墓葬若干座，出土墓志9通及大量文物。2019年9月25日，天祝县国土资源局在整备土地时，在位于武威南山的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发现一座墓葬，经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及众多文物，被确认为唐代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葬——这是武威第六次出土吐谷浑王族成员墓志及文物。

之前发现的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大多不是科学考古发掘，加上墓内文物被盗严重，学术界对墓葬及其文物的诸多信息并不完全清楚。慕容智墓葬保存完好，考古信息完整而准确，这是目前国内发现和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时代最早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再现了当年吐谷浑王室的生活情景，对研究吐谷浑民族的王族谱系、墓葬规制、葬制葬俗以及唐吐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史等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开启了人们重新认识吐谷浑历史的新篇章。

二、墓葬与陪葬品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位于武威市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所在的山顶之上，东距青嘴湾、喇嘛湾墓群约15公里。2019年9月，墓葬被发现以后，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了吐谷浑考古项目组，负责对墓葬及其出土文物进行保护修复，并对出土棺木进行了实验室清理。

慕容智墓出土文物种类多，数量大，成为目前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中出土文物品种及数量最多的墓葬。同时，考古项目组又对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展开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及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

墓葬为单室砖室墓，由封土、墓道及壁龛、封门、照墙、甬道和墓室等组成，封土呈丘状。墓道在墓室南部，内随葬有木构件、墨绘砖块、调色石、木旌旗杆及殉牲等，近墓门处东西两侧各设一壁龛，壁龛内均随葬有彩绘陶、木质仪仗俑群，共计70余件（组）。在甬道及墓室内随葬有墓志铭、彩绘陶、漆木，石、铜、铁、金、银器，革制、丝麻织品等，共计220余件（组）。其中陶器有彩绘陶罐、素面双耳罐、陶盆及数量较多的彩绘人俑、骑马俑及狗、羊、鸡等家畜家禽俑；木器有彩绘镇墓兽、天王俑、武士俑、文官俑、男女侍俑等出行仪仗俑群，带帷帐的大型彩绘木质床榻、门、屏风、胡床、朱雀、玄武、羽人、凤鸟等，还有部分髹漆（xiūqī）的漆盘、碗等；铜器有铜锁、铜勺、铜筷、开元通宝铜钱及各构件上的铜饰等；铁器有甲胄；饰品有金银腰带饰、革带饰；革制品为箭箙、腰带、方盒等；丝麻制品数量较多，覆盖于棺盖上，铺于棺床及床榻帷帐上。另有壁画约16平方米。

墓主棺木保存完整，棺内见人骨一具，仰身直肢。墓主身着唐朝官服，头枕鸡鸣枕，挽髻，戴幞头并簪金钗，头套金质下颌托，面罩丝织覆面，腰束嵌金蹀躞（diéxiè）带；身前放置象牙笏板，盖丝质敛衾；身旁放置陪葬品有盘、碗、碟、勺、筷、叉、银匙、胡瓶等金银餐饮器具，笙、排箫等饮食乐舞模型，笔、墨、纸等文房用具，漆奁、铜镜、粉盒、木梳、骨簪等梳妆用具，嵌金匕首、豹皮弓韬、贴金花漆木胡禄、马鞍、弓箭等成套武器装备。

墓主身着丝织衣物多达十四层，其内包括绢、绮、绫、锦、罗、纱、缂（kè）丝等传统丝织品种类兼备，团窠纹、对狮纹、翼马纹、对鹿纹、凤纹、麒麟纹等唐代丝织品纹样兼备，夹缬（jiāxié）、扎染、刺绣等唐代丝织品制作工艺兼备。所有这些，都为国内外所罕见。

从墓葬规制、形制、衣着、陪葬品等考察分析，属于唐代三品大员的配置。

三、慕容智墓志

墓葬中出土墓志一通，志盖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志文内容显示，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因病于武周“天授二年（691）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志主系青海国王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第三子，其去世后按礼制于“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大可汗陵（即弘化公主丈夫慕容诺曷钵陵）为该墓志首次出现，引起了考古界的特别重视，这意味着该墓葬附近还存在“大可汗陵”及其陪葬墓。

墓志左侧面刻有两列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经专家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的文字。项目组负责人陈国科认为，从文字笔画、结构、书写特点来看，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类似于契丹文字但又早于契丹文字，可能是目前发现的依据汉字所创造的年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关于墓志将另文解读（详见“吐谷浑历史文化巡礼”之七）。

四、大可汗陵与三大陵区

自1915年弘化公主墓志出土至1980年前后，武威南山一带已有多座吐谷浑王族墓葬及墓志被发现，主要集中在青嘴湾、喇嘛湾一带，墓志记载的归葬地点多在“阳晖谷”。因此，学术界将这一区域称为阳晖谷陵区。

2019年新出土的慕容智墓志显示，慕容智去世后，按照礼制，将慕容智遗体从灵州迁葬于大可汗陵。这与吐谷浑王族成员去世后迁葬于阳晖谷陵区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无意当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凉州另有相对于阳晖谷陵区的大可汗陵区。在武威出土的吐谷浑王族墓志中首次出现“大可汗陵”，冲破了百年以来学界关于阳晖谷陵区的固有认识，为吐谷浑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寻找大可汗陵指明了路径。

根据慕容智墓的位置和相关文献史料，项目组开始在武威南山阳晖谷陵区之外确认大可汗陵区的具体位置，并对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流域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确认吐谷浑墓葬23座。

通过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廓清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可初步分为三大陵区，即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为了继续解决大可汗陵的相关问题，2021年，项目组对位于青咀湾、喇嘛湾与岔山村之间的长岭—马场滩墓群中的长岭 M1、马场滩 M1 和 M2三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三座墓葬均位于祁连镇马场滩村，地处祁连山腹地，坐落在南北向的小山岗顶部，坐北朝南，西距慕容智墓约5公里，东距青咀湾、喇嘛湾墓群约10公里。三座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型单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封门、照墙、墓室几部分组成。墓道内均有整马殉葬，1-3匹不等，亦见有烧殉的羊骨、牛骨等。墓室内出土有漆、木、陶、石、革及各类金属器等随葬品290余件，以残漆木器居多，部分漆木器上有彩绘，并贴有金、银箔，做工精美，装饰华丽。从马场滩M2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七年（739）的《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处墓群为唐朝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项目组负责人陈国科根据现有材料推测，这三座墓葬的墓主人可能都属于吐谷浑蓬子氏家族成员，存在亲属关系；无论在吐谷浑国内还是归唐以后，蓬子氏家族都是吐谷浑很有名望的氏族，其首领大多官高位显，为吐谷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蓬子氏家族墓地的发现，在提醒人们可能还有更多吐谷浑氏族墓地分布于周边地区，亟需考古工作者做好扎实细致的工作。他说，考古调查与发掘，使我们获取了一批珍贵文物，直观呈现了吐谷浑与唐朝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揭示了吐谷浑融入中原文明体系的史实，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吐谷浑王族的丧葬习俗，初步廓清了武威南山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

项目组将以三个陵区为基础，力求确认大可汗陵的具体位置，并通过选择性地发掘，揭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文化内涵；扩大考古调查及勘探范围，力求厘清整个陵区的分布状态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将加强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与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尽快向社会公布考古报告。

五、墓葬与文物创造的几个“首次”

两年多来，随着对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持续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及文物保护与研究，已出土金银器、漆木器、革制品和丝麻织品等800多件组，多项成果创国内考古“先河”，不少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发现。

1.首次发现国内年代最早的唐代白葡萄酒、最早最完整的木质胡床、保存最完整的成套铁铠甲武器装备，以及六曲屏风、大型木质彩绘床榻、笔墨纸、木列戟屋模型等完整实物遗存；

2.首次发现并确认吐谷浑文字；

3.首次发现唐代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种类多样的唐代丝织品；

4.首次提供“大可汗陵”信息，初步探明吐谷浑王族三大陵区；

5.首次确认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慕容智墓葬以唐代葬制为主，兼具吐谷浑、吐蕃以及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因素，显示了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该墓群的发现，从文字和实物层面，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并从中窥见吐谷浑人的物质生活、思想观念、文化认同等历史细节的变迁。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提高对该墓群文化内涵的认识、推动武威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文物保护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典型案例。

作者简介 王其英 甘肃省武威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和党政工作，曾任武威市凉州区政府办主任等职务，兼任《武威市志》总编。已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数民族述要》（合著）《武威金石志》等多部著作；参编、修订、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