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敦煌学大师段文杰唯一回忆录

原标题：【奔流文化·书单】《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丨敦煌学大师段文杰唯一回忆录

《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忆录》

段文杰（著） 敦煌研究院（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段文杰在临摹壁画

他扎根大漠50多年，忘身为道；

他承前启后，令世界对敦煌刮目相看；

他说，“莫高窟是我的家，我的毕生精力都在保护、研究、弘扬它”……

我国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事业的杰出代表、敦煌学大师段文杰先生的唯一回忆录——《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日前正式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樊锦诗作序。

樊锦诗在序言中写道：“这本回忆录浓缩了段文杰先生一生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艺术而奋斗的经历。这次修订出版，就是为了进一步学习段文杰先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热爱敦煌事业的莫高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推动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更加辉煌地发展。”

《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忆录》围绕段文杰先生在敦煌参加过的敦煌石窟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为主线来叙述，翔实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与敦煌事业密切相关的历史。

“（书中）对一些生活琐事、工作细节和人际关系没有过多的涉及。这样可使读者了解到敦煌研究保护工作的主要脉络，又可以节省读者的时间。”段文杰先生于自序中指出：“我希望这部回忆录，能使关心敦煌事业的读者增添一个了解敦煌保护研究工作的渠道。”

据段文杰先生之子段兼善介绍，这本书是他父亲在世时写的，书名——“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也是他父亲曾说过的一句话。“书是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完成。时间较长是因为这期间父亲还要参加许多其他活动，写书是时断时续的。期间，我和我的妻子史葆龄帮助父亲做记录、整理和打印。”

在段兼善眼中，这本书对于父亲的意义在于“他想把他一生的感受告诉关心敦煌的人们——付出和快乐同在！”

他说：“我父亲从1946年到敦煌后，他被辉煌灿烂的石窟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感染和打动，就决心长期留下来，投身到敦煌石窟文化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当中。他把他的全部智慧、才华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敦煌这块圣土，虽遭遇了很多困难和挫折，但他从不退却和懈怠，始终不忘初心，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他之所以能做到择一事终一生、言必行行必果，把要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敦煌伟大遗迹最深切的爱——是敦煌文化艺术给了他温暖和力量，使他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奋斗的精神。他的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被父亲领进敦煌艺术殿堂的段兼善，一直致力于将敦煌艺术推陈出新的实践，“但成效並不理想，关键还是对敦煌理解还不深，我将学习父亲的执着坚定的品格，继续做进一步的努力。”段兼善说。

作者简介

段文杰（1917——2011年），1945年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1946年来到敦煌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保护、研究工作；1950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代理所长；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8年后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顾问；甘肃敦煌学学会会长；曾被聘为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名誉教授。2007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国家文物局授予“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2009年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

文丨奔流新闻记者 雷媛

精彩书摘

自序

段文杰

我自从1945年到达甘肃并于1946年到莫高窟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为了石窟艺术的研究事业和保护工作，一住就是50多年，基本上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文物事业。虽然曾经遇到过生活上、工作中的一些困难，但我终于坚持下来，并且从不后悔，是伟大的石窟艺术宝藏和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吸引了我，感染了我；是古代劳动人民和艺术匠师们的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和在艰苦条件下的乐观向上精神鼓舞了我，支撑了我。50余年来，我在壁画临摹，介绍宣传石窟艺术，从理论上对石窟艺术进行分析研究，培养年轻人才，扩充壮大研究队伍，加强编辑、出版和展出工作，促进和推动国际敦煌学学术交流，提高石窟文物的科学保护水平等方面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1998年后，因年事已高，我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上卸任，担任了名誉院长，不再管理院里的具体事务。除了参加一些重要的活动之外，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兰州，但敦煌的一切都不能从心中抹去，许多往事不断在我的记忆中浮现。一些朋友希望我写一篇带有自传性的敦煌回忆录。我将过去写的一些回忆片段找出来，进行补充，并让兼善、葆龄帮助整理，结果汇集成了一篇长约25万字的回忆录。回忆录主要围绕我在敦煌参加过的敦煌石窟遗产的研究保护工作为主线来叙述，对一些生活琐事、工作细节和人际关系没有过多的涉及。这样可使读者了解到敦煌研究保护工作的主要脉络，又可以节省读者的时间。

我希望这部回忆录，能使关心敦煌事业的读者增添一个了解敦煌保护研究工作的渠道。

2006年12月

▲段文杰临摹的敦煌壁画《乐队》

序

樊锦诗

段文杰先生（1917—2011）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1946年来到敦煌莫高窟，扎根大漠，开始了艰苦的敦煌壁画临摹和艺术研究生涯。从20世纪40至60年代，段文杰先生致力于敦煌壁画临摹工作，并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段文杰先生同其他一些专家两次受到政治上的重大打击，下放到农村务农。不管受到多少打击，段文杰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始终痴心不改，坚持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学习、钻研和探讨敦煌石窟历史、艺术和宗教等各种问题，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1982年段文杰先生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他看到当时中国敦煌学发展的落后面貌，果断地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重点放到敦煌学研究上来，他以身作则，带头研究，撰写文章，率领大家开展学术研究。1983年，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承办的首届“全国敦煌学讨论会”在兰州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敦煌学开始走向腾飞。为了尽快地刊布敦煌学研究新成果，在段文杰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办了学术性期刊《敦煌研究》。目前，《敦煌研究》已出版正刊190期，特刊8期。内容涉及敦煌学的所有专业。如今已发展成为国际敦煌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和学术载体，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敦煌学研究的主阵地，深受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在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及相关学科产生着重要影响。

1984年，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关心和支持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先生就任院长。他强调敦煌研究院应坚持遵循国家制订的“保护、研究、弘扬”六字方针。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加强与国际合作研究，先后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合作保护研究，很多合作保护项目至今仍在进行。通过合作，使敦煌石窟文物的保护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保护工作得到了大力推进。在段文杰先生领导下，调动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敦煌研究院的敦煌学研究持续发展，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综合精选敦煌艺术、文献和书法的《敦煌》图录，精选的专题论文集《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和彩塑各一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0卷，敦煌石窟的专题分类《敦煌石窟全集》26卷，以研究单个精华洞窟为特点的《敦煌石窟艺术》22卷，以及中日合作撰写的《敦煌莫高窟》（五卷本）和《榆林窟》等等一系列的研究著作。段文杰先生还利用开放合作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送年轻人到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进修学习，为敦煌研究院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作为一位画家，段文杰先生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积累了丰富的壁画临摹经验。他潜心苦学、苦钻、苦思、苦练，在深入分析、总结、研究的基础上，熟练地掌握了敦煌石窟壁画不同时代、不同物象的各种线描，各种上色，不同的晕染技法，以及人物不同的传神技巧，使他的壁画临本，达到了得心应手，形神兼备，接近敦煌壁画原作神韵的高度。段文杰先生在长期的临摹实践和研究中，总结了壁画临摹的标准、要求和方法，提高了敦煌研究院美术工作者的整体临摹水平。段文杰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美术工作者的高水平壁画临本，多年来在国内外的展览中，发挥了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

段文杰先生通过临摹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的特色，以及敦煌艺术形成的历史、社会原因，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敦煌艺术的时代发展脉络和审美精神。他以几十年临摹壁画的深切体会和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是段先生敦煌艺术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段文杰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理论探讨不仅对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艺术创作也给予了启发。

段文杰先生退居二线后，依然非常关心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他坚持写回忆录，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与敦煌事业密切相关的历史。这本回忆录浓缩了段文杰先生一生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艺术而奋斗的经历。这次修订出版，就是为了进一步学习段文杰先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热爱敦煌事业的莫高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推动世界性的敦煌学研究更加辉煌地发展。

2021年12月

（奔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