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我为敦煌尽力了”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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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我为敦煌尽力了”是最大的幸福

2021年07月21日 16:34:18
来源:凤凰网甘肃

原标题:樊锦诗:“我为敦煌尽力了”是最大的幸福

中青报·中青网 蒋肖斌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作为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去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前身)毕业实习。路上,她一直想象着常书鸿和段文杰两位传奇人物,“他们喝过洋墨水,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跑去西北荒漠守护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应该是一个浪漫的气派的地方”。

然而,一下车,她傻眼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的,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衣服,一个个跟当地老乡似的。尽管生活条件艰难,但一进洞窟,看着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樊锦诗什么都忘了。

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周恩来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需要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就这样,樊锦诗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正式去了敦煌。

“敦煌是我的宿命。”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83岁的樊锦诗这样说。

1938年7月9日,祖籍杭州的樊锦诗出生于北平。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热爱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希望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于是给她起名樊锦诗。那时候的北平已经沦陷,樊锦诗一家就去了上海。小时候的她目睹过什么是“十里洋场”,也目睹过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7岁的樊锦诗兴奋得不得了,中国终于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早在上海念中学时,受父亲影响,樊锦诗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高中毕业填大学志愿的时候,樊锦诗没有征求父母意见,自作主张填写了北京大学;进入北大不久分专业,又不假思索地报了考古专业。当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今后的人生,将和敦煌一生一世。

父亲送樊锦诗动身去敦煌工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父亲的一句话,让我彻底长大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樊锦诗说。

24岁到敦煌,樊锦诗再也没有离开,60岁时,她接过段文杰的班,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敦煌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樊锦诗大胆着手建立“数字敦煌”:一是建设数字化的敦煌壁画信息库;二是找到一种方式,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级智能数字图像,使敦煌艺术走出莫高窟,游客可以“窟外看窟”。

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季羡林称赞樊锦诗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国际上一度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这极大刺伤了中国学者的自尊心。让敦煌学回到中国,是几代学者的梦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以季羡林、常书鸿、饶宗颐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学者已在国际敦煌学领域居于先进和领先地位。”樊锦诗说。

关于敦煌学的未来,樊锦诗认为,敦煌学研究要进一步挖掘利用敦煌文化遗产资源,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敦煌学的发展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术圈内,要让敦煌文化遗产走出洞窟,走出敦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樊锦诗在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出差从不带秘书,自己拉个箱子就走了,“我这个人不愿给人家添麻烦,一个人出差随便住哪儿都可以,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但她把敦煌研究院的每一个人都看成自己人生事业的同路者,无论在任时还是卸任后。

对那些刚来这儿工作的年轻人,樊锦诗告诉他们:“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让樊锦诗高兴的是,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时,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樊锦诗说,“是命运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来到敦煌。现在,可以坦然地说,‘我为敦煌尽力了’,就是最大的幸福。”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