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界会议：红色历史中的光辉一页

原标题：【探寻初心】

     俄界会议：红色历史中的光辉一页

俄界会议旧址

俄界会议纪念广场 本版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孟捷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蹇勇德 李欣瑶 徐锦涛 彭雯 孟捷 蔡文正

初春的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山花绽放、土地新翻，一切都在为新一年四季轮回做着准备。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参观俄界会议旧址，走进村寨，体验藏乡风情。

80多年前，高吉还是一个外人罕至、相对封闭的藏族村寨。1935年9月，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在这里短暂停留，为这个村子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一年的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高吉村召开会议，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在甘肃境内召开的第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确定红军北上战略，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顺利完成红军长征，具有重要意义。

高吉村里召开的俄界会议

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藏语中的意思为“八个山头”。这个依山傍水的藏族村寨，周围被八座山峰环绕。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离开川北大草原，沿包座河（流入迭部境内叫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迭山中麓挺进，他们跋山涉水，于傍晚到达迭部县高吉村。

当时，高吉村只有20余户藏族人家。在红军到达时，村里的藏族同胞因受国民党方面反动分子的欺骗宣传，躲到了山沟密林里，暗中观察红军的行动。

由于群山环绕，地理位置偏僻，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带部署力量相对较少。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山村，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召开会议、进行短暂的休整提供了最佳场所。

村东头有一座木制的藏式民居，村民冷草的爷爷是当时这栋房屋的主人。“听说要来红军，爷爷和村里人一起躲到附近的山上去了。”冷草向记者转述着听爷爷说过的事，“爷爷暗中观察后，大着胆子回到了家里，发现家里住的红军待人客气，而且还帮着干活，就拿出粮食送给红军。”冷草说，爷爷只知道家里住过红军，并不知道家里住的是谁。

上世纪80年代之前，高吉村人并不知道村里曾经召开过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很多党史著述也把俄界会议会址写为在川西北或甘、川两省交界的地方。

后来根据红军将领杨成武、陈昌奉等人和流落在当地的红军、年老的藏族群众的回忆、记述，经过多方考证确定召开俄界会议的会址为迭部县达拉乡的高吉村。冷草一家这才知道，自己家曾是俄界会议的召开地，也是毛泽东居住、休息的地方。

据迭部县委党史办主任王建国介绍，“俄界”和“高吉”是音同字不同的藏语音译。红军当时是根据从川西北所带的通司（翻译）的发音，将此地标写成汉语“俄界”，“高吉”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藏语发音确定的村名。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就在冷草家一楼类似客厅的土木结构房间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红军长征在甘肃境内的首次重要会议

据冷草介绍，自己家的房子位于村头，又挨着山边，客厅开有后门，出后门可以直接进入后面的大山，便于隐蔽和保密。

在冷草家这间40平方米的房间里，参会人员席地而坐，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等中共中央领导成员，彭德怀、李富春、林彪、罗荣臻、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等列席了会议，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思想上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

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意了彭德怀提出的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提议，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成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再一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方针。

会议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确定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指明了前进方向。

会后，中共中央还在村口两棵大白杨树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采取新战略方针和迅速北上行动的重要性。

王建国介绍说，俄界会议对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胜利完成长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茨日那小木楼里的重要决定

俄界会议后，红军先头部队沿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旺藏寺出发，这段路程十分难行，全程都是崎岖的山路和异常险峻的悬崖栈道。在红军到来之前，反动分子把一些栈道上的铺板抽掉扔进了河里，红军不得不停下来就地修理栈道。

经过艰难跋涉，中央红军于9月14日到达旺藏寺一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警卫人员住在茨日那村。

当时，这个村子有30户居民，毛泽东就住在村西头的一栋小木楼里，这栋小木楼的主人正是村民桑洁的爷爷奶奶。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都躲到山上去了，爷爷奶奶留在家里看家。”桑洁的爷爷奶奶曾多次说起红军来时的情景，“他们虽然衣服破烂，但是来到家里非常礼貌，表示想借住几天。”

桑洁的爷爷奶奶腾出了家里的二层小楼给红军居住，桑洁说：“当时一进院门的房子住着警卫人员，毛主席就住在我家二楼的房间里。”

住在桑洁家里的红军，不仅没有打扰主人的生活，还帮着他们打扫卫生、做饭，红军粮食短缺，桑洁的爷爷奶奶拿出了家里的粮食，送给了红军。

“他们不仅打下了借条，还留下一块银元。爷爷表示不要钱，他们硬是把这块银元留下了。”桑洁说。

虽然让出了家里的房子，但住在隔壁院子的爷爷奶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那一夜，他们多次从隔壁院子望向自家的小木楼，“爷爷说，二楼房间的油灯彻夜没有熄灭”。

在长征时任红一军第二师政委的肖华，1979年重回茨日那的这座小木楼。桑洁说：“肖华将军回忆，1935年9月13日那一晚，毛主席彻夜未眠，为被困在深山峡谷中的红军思考出路。”

当时，红军处境危险，敌人在腊子口重兵布防，企图将红军堵回草地。只有彻底打破敌人的堵截，攻克腊子口、冲出岷山，才能前往抗日前线。

9月14日，毛泽东就在这座小木楼中，向红一军军长林彪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林彪迅速将命令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先遣部队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随后，英勇的红四团干部战士向腊子口进发。

时隔80余年，再到高吉村、茨日那村，高吉村由一条依山而建公路连通外界，村子变得不再封闭；茨日那村里的村民靠种苹果、养殖蕨麻猪等产业，日子越过越红火。

初春时节，随着天气的渐渐变暖，来俄界会议会址纪念馆和茨日那毛泽东旧居的参观者越来越多，村里人在接待游客的同时，建农家乐、修民宿，留住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80多年前，朴实的村民们接纳了长征中的红军，并提供着力所能及的帮助；80多年后，热情的村民接待着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他们不仅将红色的革命故事讲给游客，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脚踏实地地走着自己的致富之路。

历史回音

初心不改的守护者

——茨日那毛泽东旧居主人桑洁的故事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

如果不是40多年前那句嘱托，桑洁的生活也许会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初中毕业后或是回家种地，或是外出打工，家里也早已盖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57岁的桑洁，如今还住在迭部县旺藏镇茨日那村一栋有着110年历史的木楼里。他的身份，是这栋房屋的主人，也是这栋意义非凡的旧居的守护者。

1935年9月，红军长征途经迭部，善良的房主人不仅让出房屋给红军居住，还捐出了家中的七八千斤粮食。

当时的房主，是桑洁的爷爷奶奶。

“我家院门口拴着一匹大白马，屋里住的红军礼貌又和善。”桑洁无数次将爷爷奶奶留下的记忆讲给来参观的人听。

1979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穿军装、头发花白、个子不高的长者，他在小木楼里感慨地对桑洁的奶奶说：“你们全家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感谢你们。”

那一年，桑洁14岁，他这才知道，自己家里住过的红军是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人员。而这位长者是当年红一军第二师政委肖华。

肖华握着桑洁的手说：“你要克服困难，把这栋房子保留下来。”

没过几年，桑洁初中毕业了，有同学出门打工，在当时，一年能挣100多块钱。可奶奶却把桑洁叫回了家，“房子得有人守”。

于是，桑洁住进了老房子，务农、打扫、守护房屋，一干就干到了今天。

2006年，国务院公布“茨日那毛泽东旧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守护者一直都是桑洁。

为了更好地保护房屋，桑洁把院子里原本的猪圈、牛圈搬了出去，毛主席住过的二楼房间，保持原貌并设为展室，收藏着当年红军用过的医药箱、标语牌等文物。

“我们这种木质结构的房子，怕漏雨、怕没人住。一旦没人打理，房子很快就坏了。”就因为此，桑洁和妻子一直住在一楼，打扫、修补房屋，同时还承担着为游客讲解的任务。

近些年，参观茨日那毛泽东旧居的人很多，桑洁怕损坏老房子，就守在二楼的楼梯口，“一次只能上去三个人参观，谁来也不例外”。

旅游旺季时，50多岁的桑洁一站就是一整天，“头晕、头疼，我也不敢走，就找村里的大夫看看，然后赶紧回来。”桑洁说。

如今，茨日那村环境优美，村里人大多住进了新房。但住在老房子里的桑洁，心里却很敞亮，他说：“当年答应肖华将军的事，我得做下去。这房子不能毁在我手里，我要好好地守护，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革命历史。”

记者手记

为红军“画像”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 蔡文正

红军长征曾两过甘南，我们在甘南的采访中，看到了一些珍贵的革命文物，但终因年代久远、当时技术不发达，没有看到更多有关红军战士的照片。

幸运的是，采访对象中、有红军后代、有当年红军经过时的亲历者，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红军的故事。

在临潭，有一位90岁的王凤鸣老人。1936年，红军经过临潭时他才刚刚5岁。他凭借儿时依稀的记忆描述说，红军到我家时很饥饿疲惫，有些人甚至靠着墙就睡着了。但就是这样，他们依然纪律严明，钉在墙上挂枪的木桩整整齐齐，借了家里的东西，一定会归还。而且，他们对待小孩特别热情，女战士还会带着小孩子唱歌跳舞。

在迭部，达吉草讲述了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赵元彪是一名在云南参军的红军侦察兵。1935年经过迭部时，因腿部负伤流落在当地，后来就在迭部定居下来。在达吉草的记忆中，在乡镇工作的父亲看到家门口修路，就拿出自己的工资补贴修路；到村里工作，谁家经济紧张，父亲就慷慨资助。达吉草说，父亲总说自己家就一个孩子负担轻，工资几乎没有拿回过家，而是给了更需要的人。

……

随着采访的深入，采访对象也越来越多，他们的讲述就像一支支画笔，让红军的形象逐渐丰满了起来：

高山峡谷中，一支队伍正在狭窄的栈道上前行，战士们虽然身形消瘦、衣衫褴褛，但却精神饱满、步伐坚强。

在那样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异常的情况下，他们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他们纪律严明、作风优良。那样的形象，一点也不难想象，无论他们是什么模样，他们眼睛里，一定是闪着追求真理的光芒……

（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