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一生择一事 根入莫高窟

原标题：樊锦诗：一生择一事，根入莫高窟

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几代莫高窟人以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敬仰之心，扎根大漠，在黄沙飞扬、无电无水、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枯燥孤寂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创了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基业。樊锦诗正是这样痴心的守护者。

人物简介

樊锦诗，女，汉族，浙江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中共党员，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自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她已在敦煌坚持工作五十余年，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工作。作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最美奋斗者”、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等称号与荣誉。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把她评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授予樊锦诗同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樊锦诗照

一见敦煌定终生

结缘敦煌

1962年，按照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惯例，作为毕业班的学生，樊锦诗可以选择到山西、洛阳、敦煌等地参加毕业实习。出于年少时期就对敦煌有着的憧憬与向往，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往敦煌进行毕业实习。莫高窟似一座华美的圣殿，但当地食物紧缺，研究所的生活也十分窘迫，很多人只能打草籽充饥。这样的生活条件对于出生于北京、生长在上海、求学于北大的她来说，其艰苦程度是无法预料的。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樊锦诗在敦煌出现了严重水土不服、经常性失眠的情况。最终，因无法适应敦煌的气候，樊锦诗被迫提前离开。在石窟中看到的一切在她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提前离开的遗憾也为她后来接受任务，坚定前往敦煌埋下伏笔。

樊锦诗（右一）在北京大学

再赴敦煌

由于敦煌急需专业的考古人才，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敦煌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虽然有之前实习时严重水土不服的经历，但在了解到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需要自己后，樊锦诗接受了这个分配并暗下决心：绝不中途折返。得知女儿的决定之后，樊锦诗的父亲对她说：“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工作后的一段时间里，她经常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在这座山上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樊锦诗凝视着充满神秘与沧桑的洞窟，仿佛与深渊对望。敦煌的天也与北京不太一样，蓝得更加纯粹、更加辽阔、更加浓烈，这也使樊锦诗萌生了定居在这里的想法。

1964年，樊锦诗在莫高窟工作。

锦瑟华年去，青丝变白发

迟到的考古报告

樊锦诗被分配至敦煌时，她的恩师、北京大学教授宿白提出让她整理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她在大漠深处一待就是50余年，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和宣传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她理想中的莫高窟考古报告，不仅能让考古学家点头，也要使美术家满意；不仅符合科学性，也要符合审美。她曾说过：“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迈不过去那一步，就到不了。”她交出答卷时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完成，这是莫高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根据计划，这样的报告一共要出100卷，工程十分浩大。

力拒莫高窟捆绑上市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游客人数逐年增加。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使洞窟内的温湿度波动剧烈，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这对洞窟长期保存和游客健康均十分不利。于是从2002年开始，樊锦诗积极推动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项目，测算出开放洞窟面积不能小于13平方米、洞窟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15000ppm、每批进洞游客不能超过25人等一系列指标，兼顾壁画保护与游客舒适度。“如果有什么闪失，我这个守护人就成了罪人。”樊锦诗回忆世纪之交时，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的想法，她坚决拒绝了这一方案。在当时大力发展产业的情况下，洞窟保护与旅游开放必然会存在矛盾，每逢矛盾激发成事件，她都会为了保卫文物的健康而寸步不让。樊锦诗表示：“旅游部门对我有看法，认为老太婆就知道保护。我觉得必须正视矛盾，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进行旅游开发。”

2005年，樊锦诗（左二）向美国盖蒂保护所阿根钮先生和玛莎女士介绍研究院学术成果。

2019年10月12日，樊锦诗作《永远在路上——文博人的初心与坚守》专题报告。

将敦煌永久留给后人

樊锦诗一直在思考，敦煌壁画这彩塑的辉煌如何才能永久留给后人，因为照片、磁带等方式终究会暗淡、消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前往北京出差，朋友带她去观看当时的计算机，说信息存在计算机里可以永远不变，这句话启发了她。她回忆道：“像现在年轻人说的一个词，我当时立刻‘脑洞大开’，马上产生了数字档案的念头。”她返回敦煌之后立刻向甘肃省科委报告了这一想法，并得到了科委负责人的支持。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敦煌开始使用了国内外合作开发的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图像拼接技术。例如莫高窟61窟的《五台山图》，由于其长13.6米、高3.8米、共40多平方米，所以一张照片无法拍出全貌。而用数字化技术可以把它拼接起来，还可以将局部放大，得到高清的效果。敦煌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已经进行了20年，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樊锦诗通过数字化的技术将敦煌文化传向整个世界。如今的人们可以在网站上免费浏览30多个洞窟的高清影像。

2009年8月，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指导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

樊锦诗实地考察敦煌壁画群

相守莫高窟，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曾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中写道：“此生命定，我就是莫高窟的守护者。”她为了这份守护，顶住各方压力；她为了这份守护，与丈夫彭金章两地分居19年；丈夫为了她这份守护，放弃自己的事业跟随她定居敦煌。他们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最终相守莫高窟。

樊锦诗与丈夫早年照片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在2019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念起这段颁奖词，81岁高龄的樊锦诗在众人的掌声和注目中缓缓走上舞台，讲述自己41年致力保护敦煌的漫长岁月。“出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到敦煌工作。”这是樊锦诗81岁生命最简单的概括，但是简单的背后却是无数个日夜的艰苦付出。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用娟秀的小楷写下给北京大学2019级新生们的亲笔信，用温厚的声音读响信里情深意切的字字句句，号召青年学生“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鼓励大家“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建设祖国”。樊锦诗用她的坚守，也为我们当代青年上了一堂关于人生选择和家国命运的课。

《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

来源：青春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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