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天梯山石窟：被遗忘的一千年

很多年以后，当初参与了天梯山石窟搬迁工作的孙儒僩说：

天梯山石窟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可能就是十六国时期北凉的凉州石窟，是除新疆之外我国最早的石窟。但可惜的是，仓促的决定可以说把一个石窟给毁了，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事件。（高远《敦煌石窟保护到底有多难？》）

天梯山的塑像和壁画在历经周折磨难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家乡武威。与多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在天梯山下多了两道水坝——一道是黄羊河水库的大坝，一道是大佛窟外的围堰大坝。这是过去的一千六百年里所没有的。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与天梯山石窟永远联系在一起，这个人叫做倪思贤。

（一）天梯山石窟：被遗忘的一千年

北魏崔鸿（478~525年）的《十六国春秋·卷九十四北凉录》中说：“先是蒙逊有凉土，专弘事佛，于凉土南百里崖中大造形像，千变万化，惊心眩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无时暂舍，遥见则行，人至变止，观其面貌，状如其中泥塑形象。人咸异之，乃罗土于地，后往看之，足迹隐隐，今见如此。”

唐代道世（？～683）所著的《法苑珠林》中谈到凉州石窟时，所描述的内容与《北凉录》类似:“凉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非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犹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斵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坌地，观其行迹，人才远之，即便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知道凉州石窟的一些情况：

首先，凉州石窟最初开凿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按慧皎《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沮渠蒙逊曾经勤于事佛，且为其母造像。因次子沮渠兴国为乱兵所杀，沮渠蒙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欲遣斥沙门，五十以下皆令罢道。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昙无)谶又格言致柬，逊乃改正而悔焉。”昙无谶为一代名僧，曾在北凉翻译出著名的《大涅槃经》。

其次，凉州石窟的位置在“州南百里”。东晋元熙八年(412)10月，蒙逊由张掖迁都姑臧，称河西王。北凉都城姑臧即今武威市，而天梯山大佛寺距武威县东南40公里，与文献颇合。

再次，石窟造像方式为“或石或塑”，情况亦与天梯山石窟相合。天梯山石窟雕塑以塑作为主，但也有石雕的。

最后，这个石窟在道世时已久负盛名。不过唐代之后的文献，几乎没有再记载凉州石窟，以至于将天梯山石窟和凉州石窟直接联系起来，不过是近百年间的事。

20世纪40年代初，考古学家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路过武威时曾怀疑天梯山大佛寺即凉州石窟，可惜因时间仓促、交通不便而未往石窟一观。1954年，著名美术史学家史岩仔细勘察了天梯山石窟，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上发表了《凉州天梯山石窟现状及保存问题》。在文中说：

当时曾有这样的不正确看法，认为武威接近地震中心地区，石窟想已早经毁灭，或被崩岩掩没了。美术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只好让它成为空白的一页。实际上凉州石窟虽然在一千数百年中饱受认为的和自然的，尤其是地震的破坏，但是人有部分石窟依然兀立于人间，只是当地人民不知它的历史，而考古家也无人访问罢了。

史岩在论文中所绘制的简图

史岩最后得出了结论是：蒙逊的石窟应该是在天梯山，换句话说，天梯山石窟是由蒙逊首先创建的。

（二）大水之厄：再见倪思贤，再见天梯山

1955年，史岩的论文确认了凉州石窟即天梯山石窟。第二年，天梯山石窟被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了1958年，天梯山突然遭遇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直接改变了这个千年石窟的命运。

孙儒僩：那是“大跃进”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时期，为了加快农业建设，正在黄羊河上修建水库。而天梯山石窟正好在水库的淹没区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文物抢救出来。（高远《敦煌石窟保护到底有多难？》）

天梯山石窟北面为水峡口，1958年，决定把这里作为库址，修建黄羊河水库以解决黄羊河流域的灌溉问题。根据水库工程处的计算，水库蓄水后，天梯山石窟下部的第1、2层计十个洞窟将被淹没。

在文物部门专业进行详细的勘察清理工作之后，形成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在天梯山石窟前筑一道堵弧形混凝土长堤将水拦住；

第二个方案，将石窟勘察清理后迁移保护；

第三个方案，详细勘察记录后，放弃可能被淹没的石窟。

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第二个。原本计划在黄羊镇建立博物馆，但因为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建新馆显得不大现实，因此决定把清理出的文物转移到甘肃省博物馆。

1959年11月16日午夜，孙儒僩到达天梯山，当时他还是摘帽的右派。11月18日，搬迁清理工作正式开始。天梯山石窟文物搬迁工作队的队长是常书鸿，现场工作由临摹工作组长李承仙具体负责。在划分出的五个小组里，孙儒僩担任测量工作组长，倪思贤则是发掘工作组长。

工作开始不到一个月，考古学家倪思贤的生命就终止于天梯山石窟。

下面这幅珍贵的照片中拍摄于1959年12月4日，工作队在天梯山石窟大佛窟前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位是后来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左起第四位为常书鸿。倪思贤在前排左起第六位。照片上的他平静憨厚，而此时，离他辞世还有五天。

天梯山石窟勘察搬迁工作队部分队员和常书鸿队长在第13窟大佛前合影

倪思贤的辞世要从一场地震说起。1927年5月23日，甘肃发生大地震，震中在古浪，烈度达八度。据说这次大地震震塌了几个大洞窟，史岩在《凉州天梯山石窟现状及保存问题》一文中提及，虽然天梯山石窟最早应由沮渠蒙逊所开建，但天梯山石窟现存的北朝时期洞窟规模极小，决不可能是沮渠蒙逊所造的洞窟。有位喇嘛对他说：

在1927年大地震时，在洞窟群西北部崩落的石窟中，有一个位于最高处的大窟，中有与第一窟构造样式很近而规模更大的中央方塔，上面开龛，窟内四隅都有假柱，（按此种假柱在麦积山北朝洞窟中也有之。）且有两个入口，在两入口之间的外壁，且有造像数尊，又说在窟内壁面有密排的影塑等装饰，地面堆有无数小型泥塔和泥佛等等，壁画有四、五层之多，厚达一寸。

史岩说，这个崩塌的石窟位置如此优越，规模如此宏大，虽然不能肯定是由沮渠蒙逊所建，但也不能否定。而对这些崩塌的洞窟进行清理发掘的工作，就交给了发掘工作组长倪思贤。

孙儒僩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搬迁》一文中记录了倪思贤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天梯山第五窟的右侧，有一片山体的坍塌区，据说是1927年古浪大地震时，几个大洞窟被塌在下面了。……时间大概在1960年元月上旬的某天，很多人都在第一、二窟工作，忽听下面有人大喊“有人掉下去了”，又有人喊“老倪、老倪”。我们知道出事了，几分钟后人们都陆续下到山下，看见倪思贤静静地躺在地下，没有一点动作也没有一点声息。据在场的人说一个民工在塌方区域的边沿清土，一不小心似要跌倒，旁边的老倪顺势想拉工人一把，工人得救了，可老倪却没有站稳，顷刻之间人已滑向崖边去，他伸手去抓一棵小灌木，但已经无异于事了，转瞬之间就掉下了几十米高的深渊，在高速坠落的过程中，还碰在一处突出的岩石上，人还翻了两下就直落崖下。

（注：倪思贤去世日期，按张立胜《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的搬迁》一文为1959年12月9日。张立胜记录为，上面的一块危石跌落下来，倪思贤为了救护工人而摔落。）

在倪思贤去世三个月之后，他所执笔的《甘肃酒泉县下河清汉墓清理简报》才在《文教参考资料》发表，这篇考古报告成为他的绝笔。甘肃痛失了一位优秀的考古学家，他的英灵也许也还在黄羊河水库上空，俯瞰着这渡尽沧桑、古老宁静的一片洞窟……

1960年4月24- 26日，从天梯山石窟搬迁出的43尊造像、近300平方米壁画等文物运回甘肃省博物馆保存。1960年11月，黄羊河水库基本建成蓄水。

李复在揭取第1窟中心柱上的明代纸印千佛，图片来自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天梯山石窟》

正准备搬运第3窟大佛(初唐原塑明代重妆)，图片来自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最著名的大佛窟因为体量过大，难以搬迁，只能原地留守。黄羊河水库的水位逐渐抬升，最高时达到13米。佛窟内的塑像由此遭难，曾经被水浸至腹部，彩绘及泥塑脱落。这些造像创建时代不下于晚唐，西夏重修，千年来首遭水厄，这恐怕是当年凿窟之人从未想到的。

（三）漫漫归途：天梯山的文物，姓天

这次搬迁对天梯山石窟并非完全是弊端。首先，文物部门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石窟进行了仔细的勘测与清理，对天梯山石窟现存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其次，保存在甘肃省博物馆的雕像和壁画，虽然由于博物馆改建扩建又发生了数次搬运，使部分塑像和壁画遭到破坏，但与那个特殊时代所可能受到的伤害相比，还算可以接受。事实上，在洞窟搬迁之后，原地保存的一些造像、中心柱和其他附属文物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自然或人为的破坏。

总的来看，它对天梯山石窟而言却是一次巨大的伤害，如果天梯山有灵，那它一定会泪流满面。

失去了大量塑像和壁画的天梯山石窟，还是天梯山石窟吗？在历史的风烟中，天梯山石窟本已凋零，明代《重修凉州广善寺铭》记载当时尚存26窟，解放初期就仅存16窟了。而现在，很多雕像和壁画被送走，只留下满身伤残的空窟。而根据三十多年的实践与测量证明，黄羊河水库的水位最多影响到大佛窟，其最高水位离最底层的小窟还有5米。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曾经不被重视的天梯山石窟，作为武威市乃至甘肃省重要的文化遗产，在新时期里具有了新的意义。存放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天梯山石窟文物能不能回到原地、何时归来，终于摆在武威面前。

武威方面努力恢复天梯山石窟。1991年，我国北方遭遇60年不遇的严重干旱，趁着黄羊河水库水位明显下降，武威在遭受水浸之苦的大佛窟外筑起了18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围堰大坝，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天梯山石窟所能见到的“水山之界”奇观。

1992年，甘肃省博物馆和兰州市政府申请在兰州市北山建立天梯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机构，更加引发了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原地复原和异地修复之争。不过在1992年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专家组会议上，专家们强烈支持武威方面：

中国文物研究所石窟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姜怀英说:“凉州石窟应在原地修复……建议壁画在兰州修复后，再搬到天梯山，物归原主，放在原地。”

中国文物研究所单士元说:“天梯山石窟是石窟之祖，我完全同意物归原主，不然天梯山石窟的名字还存在不存在了?”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黄景略说:“文物拿回去，天梯山就完整了，埃及的大佛下巴几十年放在英国，现在不是又拿回去了吗?何况放在兰州的东西为什么就拿不到武威?修在兰州，历史价值、意义就不同了，北山又是个园林风景区，修到那里又是个什么文物单位，叫什么，怎么叫，叫个什么石窟?”

中国文物研究所余鸣谦说:“首先解决文物的保护、加固问题，放在博物馆，也不能再修新山。天梯山姓天，天梯山的文物也姓天，为什么要修在兰州?天梯山修好了，国家又多了一个国宝。”（引自张立胜《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的搬迁》）

按照会议达成的共识，天梯山石窟文物应在原址、原位进行修复。可是，这一段归程才刚刚开始。直到十余年后，武威才迎来当年失散的天梯山宝贝们。

（四）天梯山不远

2005年10月12日，在甘肃省博物馆召开会议，确定了省博物馆留存9尊塑像、3个佛头、壁画15平方米左右。甘肃省博物院所留下展示的是天梯山石窟的“重量级”文物，今天，我们能在甘肃省博物馆看见它们的风采。保存完整的一佛二菩萨彩绘泥塑像，1955年史岩在进行天梯山石窟勘察时就为它们拍了照，这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真正的“国宝”：

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史岩论文中的第三窟原貌

其它的几尊塑像也没有沉默于博物馆库房，它们被郑重地陈列出来，作为甘肃古代石窟文化的代表之作：

甘肃省博物馆所陈列天梯山塑像，史岩曾在原窟拍过

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拍摄于甘肃省博物馆

还有这幅可能会被参观者忽略的北凉菩萨壁画，它来自天梯山石窟第4窟，也是极其珍贵的国宝级文物：

其余的大量塑像、佛头、残件等文物将交还给武威。2005年12月24日，在兰州举行了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签字仪式，2006年1月9日凌晨，4辆满载文物的大卡车从兰州出发，驶向武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塑像、壁画能立刻回到天梯山原址。在安置前，它们必须经过严谨细致的修复。2015年，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搬迁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正式启动。在修复之后，它们才能以更强健的身体、更美好的形象重新回到曾经居住一千多年的“老房间”，才能停止四十多年的“流浪”，才能重新看见苍茫、宁静的天梯山。

（凉州文体广电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