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故事 | 阴仲达编修国史

《武威故事（第一辑）》由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组织市内20多位作者编写，于2020年7月由读者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涵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县的历史、名人、地名、传说等故事，融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内容生动活泼，情节引人入胜。

阴仲达编修国史

北魏时期曾秉笔直书参与北魏国史修撰的武威籍史官阴仲达的故事至今流传广远。

阴仲达，北凉姑臧（今武威市）人。他的家族兴盛于东汉南阳新野，汉光武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就出自这一家族。东汉卫尉阴纲之孙阴常举家迁往武威姑臧居住，逐渐形成武威郡望，所以武威阴氏乃南阳新野阴氏的后裔。4世纪初开始，阴氏家族在姑臧兴起，得到当时割据河西的前凉张氏的重用。376年，前凉灭亡，阴仲达祖父阴训为避祸而移居敦煌。以后西凉建立，阴训曾任西凉王李暠时的武威太守，阴氏家族多人都在西凉朝中任职，抑或在学术方面有所造诣。417年，北凉攻灭西凉，北凉王沮渠蒙逊对西凉旧臣中有才华者、当地望族皆礼而用之，阴仲达家族也受到沮渠蒙逊的礼遇，以后又跟随沮渠蒙逊回到了姑臧。

五凉统治下的河西地区，社会相对安定，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经学、玄学、史学成就显著。阴氏家族家学渊源，阴仲达的父亲阴华就是一位有着很深文化修养和专门学问的学者，来到北凉后任姑臧令。受到家学的熏陶，阴仲达9岁时就能属文，诵诗赋，加之他天资过人、早慧敏悟、博览群书，16岁时就以极高的文学素养名闻凉土。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父亲任所，发现了族人阴澹所著的《魏纪》。读过后，他开始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逐渐不满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专心研读有关史学方面的专著。丰富的五凉诸国历史完全吸引了他，他不仅自己专研，还有了再修五凉历史的想法。在得知《略记》《凉书》等史书的著作者刘昞就在姑臧陆沉观教授弟子时，阴仲达还前去拜访、请教学问。这对阴仲达以后的修史工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刘昞处，刘昞以自己对史官道德素养的认知为阴仲达讲述了春秋时期的齐太史、晋董狐等史官修撰国史的史事。其中，齐太史兄弟三人因秉笔直书被接连杀害一事令阴仲达深感震撼，对这些史官的所作所为他敬佩不已，也使他明白了一个史官应该恪守的道德准则。以后，为了得到有关五凉的历史资料，他离开姑臧，到河西和西域一带作西行游历。所到之处，他对于当地的历史事件、人物遗闻、地理地形、战争场地等都做了广泛深入的了解与调查，搜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就在此时，北魏拓跋氏兴盛，在连续攻下夏国、柔然、北燕后，就掉转兵锋直指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北魏太延五年（43年）8月，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攻至北凉国都姑臧城下，北凉王沮渠牧键出城投降。太武帝令人将北凉三万余户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阴仲达与家人也在此列。到达平城后不久，阴仲达遇到了已投奔到司徒崔浩门下的姑友人段承根，段承根于是将他引荐给崔浩。在与崔浩的交谈中，阴仲达对崔浩提出的有关河西五凉时期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对答如流，见解独到，使崔浩对阴仲达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阴仲达将来必定在史学上会有一定的建树。

这一年十二月，太武帝再令崔浩为监秘书事，统领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参著作事，续修国史。

庞大的国史修撰工程是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崔浩就向太武帝推荐了来自凉土、才华出众的阴仲达、段承根。于是，太武帝任命阴仲达、段承根二人为著作郎，与同来自北凉的宗钦等人共同修撰国史。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诏修撰国史，对阴仲达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而修国史也恰好圆了他之前修史的愿望。因此，阴仲达很珍惜这次修史的机会。在修史过程中，他牢牢遵守着刘昞当年所教导的史官所必须恪守的“秉笔直书”这一准则，努力修撰自己所负责的部分。他修史非常认真，在每修一部分历史前都要先去藏书处大量翻阅前人所著史稿，反复比对，怕因自己的疏忽，有所错误、疏漏，留下遗憾。而查找到有用的史料，甚至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总是废寝忘食地将所查到的史料当即整理、记载后才作罢。长此以往，阴仲达身体越来越差，常常感觉胸闷气短，他也不管不顾，休息一阵后仍然坚持着完成修撰工作。

一次，史馆内就太武帝祖上曾被前秦苻坚发配蜀地一事研究究竟要不要编入国史，几个史官争论不休，各持己见。阴仲达听到后，对他们说:“写史书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是今上先祖就隐藏其丑。前有齐太史秉笔直书，后有董狐良吏，为写史实他们中有的人连死都不怕，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再者，今上令我等‘务从实录’就是让我们能秉笔直书，无所避讳！”崔浩听到后，对阴仲达更加赞赏。

经过十年的努力，阴仲达、段承根等史官不负使命、同心协力，使国史《国书》的修撰终于得以完成，得到了崔浩、高允等人的赞扬。

但此后不久，阴伸达因积劳成疾，心疾复发，不久病故。崔浩、高允听到后皆哀其早逝，惋惜不已。

《国书》的完成，令崔浩有点沾沾自喜，竟听信他人谗言，在平城郊外道路旁将这部自己很满意的《国书》刻石立碑，任由来往民众浏览。据记载，《国书》中的前部分内容依然以邓渊的《国记》为基础，其中涉及太武帝先祖同族间的杀戮、荒暴淫乱等一些不愿为人所知的隐晦史实依然保留，而这些内容竟然还被崔浩刻石立碑，等于将拓跋氏先祖中不光彩的事情昭告于天下。因此太武帝拓跋焘得知后勃然大怒，他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了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

崔浩被杀后，段承根、宗钦等参与国史修撰的史官也接连被杀，这是历史上史官们的一次劫难，而阴仲达与他们共同修撰的《国书》也由于各种原因早已散佚殆尽。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病早亡，阴仲达也难逃被杀的厄运。但作为史官，崔浩、阴仲达、段承根等人做到了秉笔直书，这是其作为一个史官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是中国史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和优良传统。《国书》的修撰完成，有阴仲达呕心沥血的付出，可惜今天都已经看不到了。但阴仲达秉笔直书修撰国史的精神，仍是今人学习的榜样。

（武威文体广电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