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上人地关系的演变

人地关系问题，是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问题，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人地关系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生产方式作用下一定区域空间中生活的人群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和社会发展必然施加予自然环境诸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而自然环境也必然由此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加之其自身承载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些变化又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可能有益、抑或有害的影响。因而，尊重自然规律，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也就成为人地关系的正确选择。

毋庸置疑，现代人地关系是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因而要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今天人地关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离不开对于历史上人地关系的考察和探讨。不了解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机制，也就无从透析和揭示今天人地关系的现状和特点，更不可能预测和把握其未来的发展和变化。河西走廊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颇具典型意义、颇有代表性，很值得深入探讨。

一、河西走廊的区位特征及历史职能

河西走廊南与青藏高原毗连，北与蒙古高原接壤，东与黄土高原邻接，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成为我国唯一同时衔接起中原腹地、北部草原、天山南北与青藏高原四大亚区域的过渡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其若干特殊的、重要的历史职能。

1.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

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上游的东亚与中亚的接合部，是我国中东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区的走廊地带，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从世界历史上看，又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河西走廊受发源于祁连山脉三大内陆河系的滋润，沿程发育了连绵的片片绿洲，其自然和交通条件较之其北部的茫茫荒漠和南部的青藏高原无疑要优越得多，因而始终是丝绸之路这条国际交通大动脉最重要的“黄金路段”。

除丝绸之路东西方向上的主通道外，河西走廊还是连通南北方向上青藏、蒙古两大高原的重要通道。沿黑河、石羊河河谷，向北可通往蒙古高原腹地；沿祁连山脉的一些隘口向南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因而河西走廊可谓中国西部西出东进、南来北往的“十字路口”，从而也为多民族的交流交融、共生演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汉明土长城 摄影/王文林

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河西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我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走向世界，至少可以追溯到2100多年前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史称“凿空西域”。由于我国东临浩瀚的大海，当时对外开放的主方向只能选择向西、向欧亚大陆，即沿着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位处丝路“黄金路段”上的河西走廊因此成为我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成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地处这条通道上的一些城镇也因此发展成为驰名遐迩的丝路重镇乃至国际都会。

例如，位居河西走廊西端、西域门户的敦煌，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迅速发展成为西出西域古道上无可替代的咽喉枢纽。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正是由于在开拓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敦煌才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汉书·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阳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据《魏略·西戎传》，曹魏时，增至三道。《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敦煌发展成了华夏民族与西方各民族交往的国际都会。隋唐时，通往西域道路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武威南城门楼 摄影/刘忠

又如地处河西东部的武威（凉州），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其：“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唐代诗人岑参吟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城内居民多达十万家，汉胡杂居，经济兴盛，不愧为国际性都会，以至汉唐时期发展成我国西北除首都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

河西由此深得丝绸之路之惠，发展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孔道、桥梁。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河西各地得以长时期地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如佛教和佛教艺术自两汉之际经河西传入我国内地，蜚声中外的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石窟群像明珠般地闪烁在丝路古道上，光艳夺目，令世人惊赏。又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胡豆、汗血马、琉璃等诸多来自西方的新物产，也都是通过河西传入内地的。而来自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以及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和四大发明等，也大多是经由河西而西输的。它们的流通大大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此处言敦煌和新疆地区，实际上亦是包含整个河西地区在内的。敦煌作为世界上几大古老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区，犹如一座历史的丰碑，标志着中国人民和西方各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交往交流史，象征着古丝绸之路昔日的辉煌。在过去两千多年间，敦煌曾为我们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传播建树不朽的功绩；今天，它又因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而举世瞩目。

2.规模宏大的“民族走廊”

河西走廊位居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几大地理单元相互联系的枢纽地带，这种特殊的区位使其成为历史上生活在这些地域以致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各民族往来、迁徙、互动、交流、交融非常频繁的地区，也是我们观察我国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切入点。农耕民族和诸多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的关联互动、共生共育、共建共荣，不仅对于河西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河西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以及东方来的党项等族，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谷浑、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哈萨克等族，以及从这里西出的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远的暂且不论，自汉武帝开拓河西以来的2000多年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少数民族在河西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角。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发展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赋于河西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民族浑融的斑斓色彩。

凉州攻鼓子 武威摄影家协会提供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这一概念，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谷或山麓地带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些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丰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几条大的民族走廊即是一条条古代交通路线。位处丝路主干道上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国一条路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文化沉淀最丰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

3.屏蔽关陇、经营西域的基地

河西在历史上是关中、中原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地，或名之曰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河西可谓我国西部的“命门”所在。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作为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河西历来就是中原王朝与一些民族政权相互争夺的重要战场，处于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明末清初著名舆地学家顾祖禹云：“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开拓经营，重视对河西“根据地”的建设：修长城，列亭障，筑关塞，屯兵戍守，徙民实边，广置屯田，大兴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兄弟民族的茶马贸易等。这些举措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武威文庙 摄影/李炜

4.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创新高地

河西走廊对于我国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和贡献不仅仅体现在“通道”上。如果只是将其看作“通道”的话，就会大大低估和矮化其应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河西走廊更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在于，它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创生衍化和发展嬗变的加工场、孵化器和大舞台，是文化创新的高地。

河西走廊是丝路上的“黄金路段”，西方文化要传入中国内地，大多要首先通过河西走廊进行本土化过程，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继续东传。同样，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亦是经过河西发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智慧方面独具特色和优势。

天梯山石窟 摄影/刘宗新

佛教文化与西方歌舞艺术的传播就是如此。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欲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发展，欲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适应中国原有的文化氛围，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运用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就首先需要进行一番“中国化”的改造与更新。史实表明，河西作为佛教进入我国内地的第一站，率先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之地。敦煌、凉州成为了佛经翻译、传播的中心。据《高僧传》卷一记载，被誉为“敦煌菩萨”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组织了译场，“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竺法护被认为是当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是佛教东渐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开创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汉传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

又如，在隋唐时期的九部乐中，天竺乐、康国乐、安国乐等都是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而盛行于宫廷的。至于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是率先传入河西，并与中国传统乐舞彼此交流、吸收，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崭新形象，而后风靡于内地的。莫高窟、榆林窟壁画中就留下了大量精美的歌舞画面。

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故名胡旋。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的。胡旋舞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旋转性的舞种。

二、河西地区历史上的土地开发及农牧业发展

河西走廊地域辽阔，总面积达40万平方公里（含黑河下游一带），由于远离海洋，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源于其南部祁连山脉的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3大内陆河系，滋育着河西的大片土地。正如敦煌唐代文书《地志残页》所记，“本地，水是人血脉”，水资源是维系河西文明的命脉。河西地区不适宜人们利用的戈壁、沙漠、寒漠等的面积占大部分，宜农土地不足总面积的5%。绿洲、草场、荒漠、湖沼等相间分布的空间形态，为不同民族的活动、不同生产方式的展布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在河西这方热土上，数千年来各族人民利用其特有的自然资源，开发绿洲，建设家园，为生存繁衍和社会发展创造着文明和财富。同时，这些活动也给自然环境本身带来了深刻影响，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今天的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状况。

据考古发掘显示，早在距今约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就有人类的农牧业生产等活动。这一时期，河西先民们从事着以定居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也发展一定比重的畜牧和渔猎经济。马家窑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东、中部地区，内涵丰富，房址多为半地下建筑，呈群聚分布，其附近多有储藏粮食和杂物的窖穴和墓葬。出土器物中多为各种陶器，尚有大量的石斧、石刀、石铲、石锛、石磨盘、磨棒、纺轮等生产工具。民乐县东灰山等遗址还出土了约4000多年前的碳化小麦、大麦、粟、高粱、稷等粮食品种。马家窑文化之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相继出现在河西走廊上，显现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河西走廊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条件优劣的依赖性很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很有限，人与自然界维系着近乎自然状态的脆弱平衡。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河西文化遗存既有明显的自身地域特色，又吸收了周边民族的文化因素，在族源、族属上表现出多元的民族结构。

齐家文化

四坝文化

彩陶三立犬带盖方鼎

高27.5厘米、长23厘米、宽21.7厘米。细泥质红色彩陶。长方形直口、方唇、直壁、平底，四个方棱形平底足。口沿上覆盖有与鼎口大小相同的长方形直口、方唇直壁、平顶盖。别致的是在顶盖上塑制有三个立犬。犬的四肢直立，昂头翘尾，姿态生动而逼真。并在器表施红彩，造型奇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系彩陶中所罕见。

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河西主要为游牧民族所居，曾有羌戎、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利用河西丰美的水草资源从事牧业生产，“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匈奴还在石羊河流域建有休屠王城、盖臧城，在黑河流域建有觻得城等，以加强对河西的统治，其在河西的总人口估计约有10万，使得河西成为其重要的经济发达之区和军事基地。当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退出河西后，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山即祁连山支脉大黄山，可见河西走廊的得失对于匈奴的经济生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上，游牧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人、畜的数量也比较有限，人们对绿洲自然生态系统还是处于“适应”环境的弱相关状况，其影响和破坏是比较有限的，天然植被未遭大面积砍伐，牧场亦可依靠自然过程恢复生机，绿洲的自然面貌应基本上保持其原始状态。

自河西纳入中央王朝正式管辖之后，汉王朝为了充实边防，建立制匈奴、通西域的强大根据地，在河西筑长城、列亭障，设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4郡及其所辖35个县，移民实边，屯田积谷，由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大规模的开发经营。河西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大大改变了该地区昔日社会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的面貌。河西一跃成为我国西北的富庶之域。《汉书·地理志》称，武威以西“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汉代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也大大改变了游牧业时期那种较原始的自然生态面貌，农田栽培作物大量取代了原生植被，大片的绿洲原野被辟为田畴，由自然力起主导作用的自然生态系统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工建立的以灌溉农业为中心并与草场畜牧业相结合的生态系统所代替，这标志着人们已从比较消极地适应环境的阶段转变为比较积极地改造环境的阶段，自然界被打上了人为作用的深刻烙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尤其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大批北方少数民族移居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河西地区由于位处偏僻，山河阻隔，动乱波及较少，并且有不少“中州避难来者”流入此地。这一时期，河西的农业经济总体上虽处于萎缩状态，但仍保持了一定规模，畜牧业则得到了较显著的发展，河西生态环境亦应有某种程度的恢复。

及至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前期，河西地区的土地开发进入了又一次大规模发展时期。唐初重视边政，于边郡推行足兵足食的政策，对于“境控三边冲要”的河西更是实施了大规模的屯防、屯粮、屯牧之举。干旱地区发展农业必以水利举先，盛唐时代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同样离不开相应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完善的水利管理设置。

笔者曾根据敦煌遗书考出有唐一代仅敦煌一地就开有大小灌溉渠道达百余条之多，它们有机地构成完整的灌溉网系，滋育着绿洲的大片良田；其工程建设的规模之宏大，渠道堰坝的配套之完备，管水配水的制度体系之严密，实在令人赞叹。盛唐时期，河西地区拥有的耕地总亩数合今约三百二三十万亩，这一数字相当于今天河西表报耕地面积约1000万亩的1/3，已相当可观了，突出地反映了盛唐时代河西农业开发的成就。当时粮食亩产量折合今亩今量约76.5公斤/亩（以粟、麦面积各占一半计），河西粮食总产量可达45400万斤（今量），即22.7万吨，约相当于1992年河西粮食年总产量的9.5％。盛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农业开发使之发展成为国家所依赖的重要粮食基地之一。河西的产粮不仅可满足地区内军需民食，余粮还能源源东运，以实皇廪。《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记：“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时人沈亚子云：“昔户部其在开元,最为治平。当时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唐语林》卷3《夙慧》亦曰，开元时“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实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生动地反映出当时河西经济在全国占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唐代在实现大规模开发河西地区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和影响亦远超前代。例如在石羊河流域，唐代农业开发的地域主要集中在中游绿洲平原，而下游平原的土地则趋于荒芜，自然条件恶化，汉代以来在下游所设的武威（今民勤县连城古址）、宣威（今民勤县文一古城）二县也被迫废弃。可以说，这一时期中游地区大规模土地开发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下游地区的土地荒芜作为代价的。由于绿洲的水资源是有限的，中游开发愈烈，下游的来水就愈少，土地荒芜就愈甚。绿洲南北的土地开发和生产发展出现了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环境效应。

自中唐“安史之乱”后，河西被吐蕃占据，后又有归义军以及甘州回鹘、西凉六谷族等政权峙立，又经西夏至元代的统治。在这段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河西主要被少数民族政权管辖。从总体上看，河西地区的农业开发处于衰退状态，土地利用以畜牧业为主。在西夏至元代这一时期，农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土地利用结构上呈现出农牧兼营的格局。这一时期，因人类活动规模减小、活动程度降低，且土地利用是以牧为主或半农半牧，因而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和影响也较小，生态系统处于有所恢复的较稳定状态。

迨至明清时期，河西走廊进入了又一次大规模土地开发时期。明代再筑长城，充实边防，又一次向河西大举移民，大兴水利建设，卫、所领导的军民屯田成为河西土地开发的重要组织形式。清代，河西作为经略新疆“军需总汇”的大本营与“压舱石”，清王朝实行了宽租招垦、徙民实边、改编戍军为屯丁、“行蠲免，薄赋敛”等一系列有利于土地开发和生产发展的政策，并进行了土地关系的调整，加速了绿洲开发的进程。清代开发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以前的一些牧地、荒滩、“湖区”亦被辟为农田。然而，因水资源所限，对于一些新垦之地（如镇番柳林湖区，今民勤县境内）每年只能配给一次冬春农闲时的余水，称之为“安种水”，实行的是一种冬春大定额饱灌“安种水”结合洗盐、作物生长期基本不灌溉的半旱农耕制。这是在总水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利用水源，扩大耕作面积，河西人民所创造的一种灌溉、耕作方式。

清代，尽管河西地区的耕地面积有了较大扩展，然而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人地关系的矛盾日趋紧张，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如土地沙漠化等）愈演愈烈。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的腐败，加之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所带来的危害，倾家荡产、举家逃亡的各族农户不在少数，一些垦熟的土地又被荒废。

三、河西走廊人地关系发展演变历史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纵观河西数千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代各族人民的辛勤开发，特别是自汉武帝在河西建郡设县后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和土地利用以来，绿洲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被打破，人们改变了某些不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变自然绿洲为人类活动所干预和控制的人工绿洲，创造了绿洲上璀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曾几何时，河西的水利灌溉和农业开发的成就可夸富于天下，河西畜牧业的发展亦令世人称羡，河西的历史文化精彩纷呈、美不胜收，河西的人地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积极健康、和谐发展的状况。

然而，河西人民在建树辉煌的同时，也曾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教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河西的人地关系也曾出现过诸多的不和谐、不相适应的局面。历史上的滥垦、滥牧、滥樵、对水资源不合理的利用等，每每造成风沙肆虐、土地沙化、自然灾害加剧，昔日一些美好的家园、秀丽的山川，或变成濯濯童山、浊流恶水，或被流沙所吞噬……

河西地区人地关系不协调、不和谐的状况，尤以历史上发生的土地沙漠化最为典型。笔者曾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历史上由古绿洲演变为荒漠的土地就有十几大块，如古居延绿洲、民勤西沙窝、金塔东沙窝、张掖“黑水国”、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芦草沟下游古绿洲、古花海绿洲、古瓜州绿洲、古阳关绿洲等，其沙漠化土地总面积达4700多平方公里。笔者同时摸清了上述沙漠化土地的分布范围、所存不同时期的百余座古遗址、城址，以及被废弃的农田渠道遗迹等状况；复原了古绿洲自然和人文景观概貌；对于在人类开发活动影响下祁连山区林草植被和绿洲边缘植被、河湖水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系统探讨；也进一步研究了河西绿洲历史上沙漠化的形成起因、发展阶段、发生机制和规律。这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河西走廊历史上发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历史上的滥垦、滥牧、滥樵、滥用水资源，以及战争的破坏等，致使河西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从而诱发沙漠化的发生发展，使绿洲向荒漠演替。其间，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变化）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然而，河西地区因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水量增减的幅度并不大，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逆转或加速沙漠化过程，而人类活动的影响才是招致沙漠化的主因。

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今天的河西是由历史的河西一步步演进而来的。在其漫长的人地关系演进过程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抑或失败的教训，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富而珍贵的遗产。它们不仅显现了各族先辈们昔日在这块土地上开发的艰辛历程，展示了奋斗的宏伟业绩，而且还留给我们诸多的历史教训和启迪。时值今日，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些遗产加以发掘、加以审视、加以汲取，以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镜鉴。

作者：李并成 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主要从事敦煌学、历史地理研究。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地区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研究”（项目号：4136103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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