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丛书 掘出甘肃历史“地下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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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丛书 掘出甘肃历史“地下长城”

原标题:【特稿】一套丛书,掘出甘肃历史“地下长城”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翻拍)

自先秦、两汉、十六国、隋唐、两宋、元朝、清朝至民国,甘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犹如掩埋在地下的一道长城,绵延万里,波澜壮阔,至今却鲜为普通读者所知。

以小说艺术手法逐段再现甘肃历史的八册丛书《甘肃历史系列小说》,是细节化、形象化、艺术化的甘肃历史。

一项文化工程

管卫中对甘肃文化出版社的这套《甘肃历史系列小说》丛书有个比喻——“地下长城的大规模的发掘工程”。

“这个地下长城,就是甘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自先秦至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波澜起伏,史实浩繁,内涵丰富。但这段历史并不为一般人群所知,所以说它好比是被埋在地下的蜿蜒长城。”两年前在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身为出版社总编辑的管卫中就觉得,应当把“土”扒开,让这段“长城”露出来,给大家看。

关于甘肃历史,目前已出版的系统化的图书主要有《甘肃通史》《甘肃史话》丛书,但在管卫中看来,这两套图书是历史书籍,普通读者未必都能细致阅读。这样看,仅仅从普及甘肃历史知识的角度出发,《甘肃历史系列小说》丛书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功用。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丛书共八册,分别为《帝国童年》(先秦卷,王若冰、辛轩著)《汉风烈》(汉代卷,蔡磊著)《春秋误》(三国卷,弋舟著)《大唐月》(隋唐卷,蔡磊著)《识干戈》(两宋卷,弋舟著)《大纛》(元代卷,玄承东著)《天倾西北》(清代卷,陈自仁著)《碧血碑》(民国卷,周永福著)。

作为甘肃省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和一项重要文化工程,《甘肃历史系列小说》丛书是作家们对甘肃几千年历史的首次艺术提炼。丛书以小说艺术手法逐段再现了甘肃历史风云,情节曲折,细节精致,人物众多而鲜活。甘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如秦襄公、霍去病、姜维、马超、隋炀帝、李世民、王韶、吴玠、吴璘、耶律楚材、阔端、萨班、八思巴、郭虾蟆、汪世显、苏四十三、马化龙、黄钺、李镜清、马安良、马福祥、马麒、马步芳、邓宝珊、马鸿逵等皆跃上文学舞台。

“像南宋时期的甘肃人吴玠、吴璘兄弟,当时率领军民在陇南、川陕边界地区抗击金军,金将完颜兀术统帅的虎狼之师曾经被他们兄弟打得屁滚尿流。”管卫中说,当时的抗金将领岳飞、韩世忠的事迹,凭借演义小说,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而关于吴氏兄弟的事迹,只见于学者的研究著述中,除此之外鲜有文学表现。

《甘肃通史·宋夏金元卷》记述,吴玠、吴璘通过大小数十次战役,不仅扭转了宋军接连溃败的局面,而且消灭和拖垮了金朝的精锐兵力,彻底打乱了金朝统治者窥陇望蜀、南下灭宋的进攻计划。

史载,吴玠病死后,吴璘带领其子吴挺继续抗金,公元1193年吴挺病故,7年之后宋宁宗下诏出兵北伐,宋金之间战火重燃。此时,吴挺之子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宋金开战的四年后,在金人的劝降政策诱导下,吴曦于公元1206年宣布降金。

或许就是因为吴曦的投降“抹黑”了这个家族,管卫中觉得这应该是吴玠吴璘鲜为人写的原因。“后来他(吴曦)还是被杀了。”

不过这一次,在甘肃“70后”作家弋舟笔下的两宋时期的历史画卷中,吴玠吴璘兄弟是绝对的主角。

“两宋卷《识干戈》还在酝酿与初步写作中,涉及‘和尚原之战’等重大战役以及宋、金在甘肃境内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吴玠、吴璘兄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说起宋金战争,我们通常想到的会是岳飞。其实,就我来看,宋朝抗金排名第一的应该是吴玠、吴璘兄弟。这两个静宁人,抗金业绩和岳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弋舟说,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下面,就是众生的离散死别和无尽的忧伤痛苦——而着眼于此,也许恰恰是一个小说家有别于历史学家的地方。

清代兰州水车(翻拍)

不一样的面孔

老将军李广命人将儿子李敢五花大绑,然后将其扔上马车,自己骑马押着他去骠骑将军霍去病军中。

在通往未央宫的路上,李广父子看见了皇上,也看见了他们要找的霍去病。一时间满头华发的李广心里再一次百味杂陈,“自从军以来,大小战役不计其数,从少年郎打到老眼昏花,老夫手下的骷髅何止万具?可为啥就总是要么功不抵过,要么功过相抵?”

在资深作家蔡磊的《汉风烈》里,“李广难封”这样一个史家说法被赋予一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蔡磊觉得这缘于自己所秉持的写作态度——从人的角度出发,贴着人物来写的理念。

人们都知道程不识是西汉名将,因为他百战不败。而李广呢,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小说里将李广与程不识从各自历史观、荣辱观进行对比。“世家出身的李广,其先祖李信,就是秦国的将军,活捉燕太子丹的正是他。自投军以后,李广就一直鏖战在与匈奴交锋的最前线,但李广就是一辈子未能封侯。与此同时,先后又是卫青和霍去病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崛起。此情此景,谁能无动于衷?”蔡磊说,在他眼中,与封爵失之交臂的不仅仅是李广无可奈何的宿命,也是他渴望获得国家层面荣誉的多舛命途。“李广乃至他的孙子李陵,都是悲情人物。”

《大唐月》中的杜甫,是蔡磊笔下的又一个悲情人物。

被难民裹挟着出了陷入混乱的长安城后,杜甫携家带口一路向西亡命,进入秦州城(今天水)时,正值夏末秋初,正所谓青山绿水看不尽,秋风秋雨添愁绪。

正史的另一面

伫立于秋风中的杜甫,环顾秦州城,深深叹了一口气。秦州东连关中,西接河西,南通巴蜀,北往朔方,山川形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恍惚间,他仿佛就看见了八百多年前那个博望侯张骞正从这里一路西行,还有那个出使匈奴的苏武,那位计斩楼兰国王的傅介子……和自己一样,这些人的双脚都踏过秦州地界,只是和自己的亡命天涯不同,秦州是那些人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地。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一句:对自己的历史充满温情。尽管是小说,但在《汉风烈》和《大唐月》里,都没有刻意设立的反面人物,有的只是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我觉得对前人‘基因密码’的破解,有时会使后人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蔡磊这样解释他小说中人物的现实意义。

陈自仁的《天倾西北》共分三部,眼下近35万字的第一部《梦碎河西》刚刚脱稿。

“清代甘肃的历史,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是回民起义的历史。”陈自仁说,他的这部逾百万字的作品主要以清代发生在甘肃的三次回民起义和一次震惊全国的贪腐案为主线。《梦碎河西》中,顺治年间发动起义的回族领袖米喇印就是着力塑造的人物。陈自仁说,他身边不少看了初稿的回族朋友都对这部作品表示首肯,就此,陈自仁自己也很自信。“几千年前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可是几百年前的,就不能了,多年来,仅仅清史方面的资料我就阅读了上千万字,像正史中关于米喇印与清军的交战,十几个字就一笔带过了,而在我的书中,这样的战争场面无疑是重头描写对象,像清初米喇印他们起义时用的火炮,是仿荷兰的一种火炮造的,已经不是明代时候回民自己造的那种射程不远的土炮了。”

好看的故事,饱满的人物之外,书中关于回族风俗、服饰、食物等方面的描写也不少。陈自仁希望这部作品还是一部好看的地方风物的书。

小说艺术形式成了弋舟对历史进行大胆想象的最好理由。

波澜壮阔,这是弋舟脑海里三国时期的甘肃历史。“这一历史时期主要的军事矛盾集中在魏蜀之间,而这两大阵营兵锋所指的前线,恰恰就在今天的甘肃境内。”

在《春秋误》中,弋舟对这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观察目光集中在马超、姜维两位甘肃籍蜀国将领身上。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平定了北方袁绍,亲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刘联军决战。时值仲冬,曹操于明月之夜,在大江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处,横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死后的30多年里,曾经的魏将、后来的蜀汉卫将军姜维兵发狄道,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操着“绿绮”,姜维对老将军夏侯霸慨叹道“去日苦多啊……”这是《春秋误》下部《秋》的开场。

“书名中的‘误’是强调了悲剧感,马超、姜维,严格来说都是失败的人,他们是大时代的英雄,这种失败,不单单是指成王败寇的历史逻辑,曹操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刻,唱出‘去日苦多’,我这里所说的悲剧与失败,更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弋舟说,“在我的想象中,这两位古代英雄,一生所有的爱恨与悲欢,都建立在对于故土的那种难言的情结之上,我觉得,我的这种想象——塑造他们,刻画他们的生命轨迹,以此折射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并没有超出历史给定的逻辑,也切近了人之为人的逻辑。将从这两位千古英雄嗅出凡人的气味,这是我的小说所想要达到的目的,甚至还渴望在这两个英雄的身上,嗅出当代凡人的气味,让他们,成为那个他们可能成为的他们。”

玄承东在成吉思汗身上也嗅出了一种“凡人”的气味。

“元朝在甘肃首设行省,河西属甘肃行省。蒙古的铁骑就是从肃州(今酒泉)打进来的。当时甘肃的大部在西夏的统治下。”玄承东的《大纛(dào)》起笔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攻打西夏。

首战肃州是一次血腥的屠城。

一声炮响,就像成吉思汗那冷酷无比的命令:“破灭夏以西,矛戈所向,耆髫(qítiáo)无遗。”乱箭如雨、刀枪如林之后,当蒙古军在肃州钟鼓楼上晃动着那一面面九尾白毛纛时,城楼下,手无寸铁的军民割麦子般一片片倒下……

众史之中,元史最略。这让接手写元代甘肃历史的玄承东颇为犯难,费尽心力。他搜集了己所能见到的关于元史的资料,历时一年多完成了这部小说。玄承东说,他想呈现的是各民族在这一场战争中的流血牺牲、碰撞与交流,以及对人对民族的认识。

“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战争更能考量人心。”玄承东说。

《大纛》中的成吉思汗,是玄承东重新认识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个神,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英雄。”

公元1247年,蒙古皇子阔端和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萨班在凉州会晤,正式建立了蒙藏政治关系,随着元朝统一中国,从此,西藏归属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大纛》中,玄承东笔下的凉州会晤,不同于正史般的粗略记录,其细腻的笔触深入史料之外的人物内心,阔端与萨班经过反复斟酌后达成的共识表明:在历史天空下,我们的祖先面对民族问题时已显现出非凡的智慧。

不止于此,以什么形式写历史,在玄承东看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写故事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有时候想想,历史的意义或许就是老百姓读着这样那样的一本本历史书觉得有意思而已。”

都说,以史为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人和他的影子,因为——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文/图本报首席记者 雷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