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灵：从风险社会管理视角重新认识此次防疫工作

现代社会都是风险社会。全球化、技术变革和扩散更加剧了各国风险社会的特质。由于风险的多样性和内生性，现代社会总是与各种风险相伴而生，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在“新型冠状病毒”已然大规模扩散及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需要认识到没有措施能做到立即完全消除风险和“万无一失”。但充分运用政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全国和各地都能够做到新冠病毒感染风险可防可控。即使疫情仍持续一段时间，亦可实现可控的风险与社会经济运行的同步兼容。

实现“动态防疫”和“静态防疫”并重

农业社会的防疫是静态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采取封禁性措施将人们保留在原地，即可以达到灭疫目的。但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居住在城市（镇）的人口实际超过70%（含镇和未升格为市的县城）。当代中国社会正常运转，民生基本维持，需要有两亿以上的人口处在某种流动状态。因此此次战疫，在做好静态人口防疫的同时，需要弱化依靠单纯的严防死守、封堵禁止方式的“静态防疫”思维，强化同现代流动性社会相适应的“动态防疫”思维，将全社会防疫重点放在强化支撑社会经济运行的流动人口/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场所的防疫工作上，实现以“动态”中的安全防疫，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稳健促进经济产业复业。

保持对现代防疫学研究成果和现代防疫体制效用的信心

同实现动态防疫目标相关的一个核心专业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无症状感染问题。德国两大权威病毒研究机构不认可“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无症状传染性”的结论。国内及世卫组织主流专家认为，无症状传播的例子虽然存在，但非常罕见，不是此次疫情传播的主要驱动因素。另一方面，在我国的防疫体系已实现超级动员形势下，所有感染者、疑似者、接触者都已被置于严格医学/行政监控，因此在非湖北省的其他区域内已采取防护措施的流动人口、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场所人口，发生大规模感染事件，其概率是非常小的。即使发生个别感染事件，也很快可以实现有效防控。近日返城的流动人口未对北京、上海等城市疫情形成重大冲击，或已证明此一点。

高度警惕极端防疫措施正产生的众多“次生灾害”

我国已经是以老龄社会和城市为主的社会，社会成员中急慢性病患者、独居老年人、残疾人、心理疾病患者等弱势人群数量巨大，他们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经常性紧急医疗需求、交通需求、照护需求内容庞杂、数量巨大。湖北省之外的其他输入性疫情的省区市的诸多极端防疫措施，将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社会关注度不成比例地倾注到“防疫”这一紧急事态上，可能造成上述社会弱势社会群体最基本的医疗、看护、交通、心理等需求被严重忽略（尤其是在农村、镇和县城），危及其生存。同时，同科学防疫相违背、同疫情不成比例的极端防疫措施，也造成许多社会成员长远的心理损伤。

极端防疫措施，正产生五个次生风险：一些区域“民生失稳”；一些地区“出入失控”；一些地方“农业失时”；一些城市“工业失序”；一些国民“行为失范”。

充分认识极端防疫措施对尽快控制疫情目标的有害性

截止到2月9日凌晨，全国非湖北的省区市确诊患者数量为10151名，殁亡者为33人，致死率约为0.3%。在非湖北的省区市的疫情主进程已经过去的形势下，我们判断即使非湖北省的疫情再延宕一段时间，确诊感染者人数还会有一些上升，但非湖北的各省区市的疫情死亡率急剧升高，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这是在非湖北省的其他区域需要更加强调科学防疫和动态防疫，努力杜绝所谓“硬核”、单纯封禁等非人文极端措施的防疫学科学依据。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各种“硬核化”、非人文的极端防疫措施，将“感染者、疑似者、接触者”放置于某种同主流社会相对立的角色上（尤其是在农村和中小城市），实际加剧了感染者、接触者们的防卫和抵触心理，为避免被歧视，他们有强烈的不主动报告、降低求医的心理动机，甚至加剧其中一些人的反社会心理。在人员样本数量较大的形势下，这对疫情防控目标本身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从长远而言，极端防疫措施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分不利。

推进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三位一体”的物资保障

武汉市红十字会的事情表明，专业物流企业的专业技能和资源是保障防疫物资（物流等）供给可以运用的有效力量。防疫物资需求的分散化性质，使社会组织（国内民间、海外捐助）发挥作用有巨大空间。对疫期的物价变动，政府管理部门需要更多着眼有利于扩大总供给这个目标，采取稳健、较高容忍度的市场和物价管理策略。

总体上，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宏观协调和激励作用，充分发挥市场（企业）的专业特长，充分用好民间支援力量的积极性，形成推进防疫物资供需高度匹配的“三位一体”联动运营机制。

大部分工作场所员工的分布式特征是企业复工的基础

由于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员工具有分布式而非集中式特征，在疫情特殊时期采取严格防护措施后，健康员工之间再发生感染将是极小概率事件。即使有意料之外的个别感染事件发生，也将是比较容易实现控防的。对于少数工作场所员工分布具有集中式特质的企业，在可能情况下推进其员工的散点化分布，鼓励居家工作。

多出台促进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情势的一些“实招”

例如参照中国香港卫生署做法，紧急制定分行业的冠状病毒防疫规范要求，提升工作场所（行业）安全度，以员工和社会的安全安心感来促进复业。参照国际防疫惯例，对各地来自非湖北省区域的无任何症状的返岗员工，鉴于他们已经历过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10多天的各种考验，以及返程过程中在列车、飞机、小区等多道临时防疫关口的严审，宜默认他们为健康人口，并取消14天在居所隔离观察要求，除非他们有症状。为加快有条件的企业/行业恢复运营，条件不成熟的企业加快创造复业条件，宜以各级政府行政首长令的形式强化有关政策发布，并由督查部门跟进督查落实推进情况。

提升与国际社会的防疫合作

虽然一些国家根据对疫情的判断采取了一些防护性举措，但主要国家均对推进与我国的防疫合作意向积极。我国宜通过各种权威渠道和场合，及时全面向各国通报疫情进展，加强防疫专业人士主导的疫情发布会工作，提升我国防疫工作的国际透明度。着眼于借鉴先进成熟的防疫经验和诀窍，加强同美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防疫体系（CDC，疾控中心）专家级别的合作。遵循国际惯例，加强有关病毒变异、检测、治疗、药物专利等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作者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