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税务小家”见证祖国巨变

70年代末，母亲为了报答自小被哥哥姐姐抚养长大的恩情，将他们待业在家的儿子接过来，干一些搬砖抬水泥的小工活，以增加家庭收入。

全家福 甘肃省税务局供图

那时候，父亲是碌曲县财税所的所长，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一家6口人，还要给老家患病的四叔一点经济上的帮助。在母亲的勤俭持家下，日子还能过得去。自从家里来了亲戚，我家的生活水准跌到最低点，每月捉襟见肘，这月等不到下月发工资。以前，每到周末还能吃一顿杂和面的洋芋包子，现在也没了。住在山区的大姨有时会托人捎点玉米面过来，但在那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大姨的资助，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平时家里吃的大多是酸菜包谷面糊糊，再用羊油炒一大盆土豆丝，大姨家的小儿子，每到吃饭就因难以下咽而掉眼泪，母亲内疚得直搓手，经常背着大家，偷偷给他煮鸡蛋吃。为了解决我家的困境，父亲利用休息日，将自家房后的一大块荒地开出来，种上土豆、大葱、萝卜、菠菜。

高原的冬季来得总是那么快。9月下旬，天气开始转冷，各个工地基本停工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把税源的重点放在牧区的牛羊出栏上，集中下乡征税的工作模式开启了。表哥他们也利用工地停工等待结算工钱的时间，又跑去粮站背麻袋挣点日工资，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基本都能拿到500元左右，只有好吃懒做的小表哥仅拿到200元。后来亲戚间还传出闲话：尕姨夫是个死脑筋，在财税所里当所长，一点不会来事，自己家的伙食不好不算，还让亲戚们在工地干那么重的活，把孩子们的身体都累垮了，也没挣到多少钱……总之，父母三年的全力付出，最后在亲戚间落了个吃力不讨好的亏欠。

作者父亲年轻时留影 甘肃省税务局供图

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完成国家下发的税收任务，父亲和他的同事，每月月底骑马到各个乡村，检查漏征漏管户，挖掘畜牧业税源，以此来确保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力争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有时一走就是十天，母亲给他的行军被套（父亲当兵时留下的）里装上被褥，褡裢（马背上搭的长条形专用口袋，牛毛编织）里准备够十天吃的干粮——玉米饼、白面馒头、酥油糌粑、掺了杂粮晾干的手擀面条、自家做的咸菜和腌萝卜干、羊油炼的油渣。在褡裢上挂一个小铝锅，既可煮饭，又可当碗，军用水壶（当兵时留下的）每逢下乡总在父亲背上。父亲每次都会将白面馍悄悄放下，换成玉米饼，就为了让家里的孩子们多吃一口白面馍。

父亲下乡后，母亲一个人要面对十口人的吃饭问题，我经常跑到离家500米远的路口，朝着父亲来的方向张望，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借着月光回家。一两次吃饭找不到我，母亲会发火，了解了我的去向后也就不再过问。幸运的是，我多数时间都能等到父亲，远远看到父亲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地走来，我撒欢儿地奔过去，尽管听到父亲喊着：“慢点，别跑，小心摔着……”我仍能将我的两条细腿尽可能地甩得更远一点，只为早一点扑进父亲怀里。父亲抱着我，骑在马上，左右扭着，不一会就到了财税所里。看着父亲将马系在拴马柱上，熟练地取下褡裢，掏出黑皮包，牵着我的手，走进一个姐姐房间的桌前，打开黑皮包，里面全是钱、票证、复写纸。看着父亲掏出算盘和笔，把一摞票和很多钱全交给了长辫子大姐姐，她修长的手指熟练地拨拉着算盘珠，把父亲交给她的钱全放进了她身边的大铁柜里，然后低头填缴款书，填好一份，撕一份，盖上红色的大圆印，再填再撕再盖圆印……直到最后一份缴款书开出来，大姐姐的鼻尖已经渗出了一层毛茸茸的汗，她捋了一下额头的刘海，说：“好了所长，全开完了，可以拿到银行缴款了。”父亲说：“开了整整两本缴款书啊！辛苦了，要不是这个月的税收任务紧，咱们也不用这么吃力。”“我没事，你们才辛苦呢，每下一次乡，吃住在乡下，人都要瘦一圈呢。什么时候，咱们不用这么赶任务进度该多好？”“快了，等咱们国家建设好了，等咱们中国不缺钱了，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不懂国家建设，更不懂中国为什么缺钱，我只是不愿意父亲经常下乡。

1981年刚刚60岁的外婆去世了，母亲每天哭成泪人，晚上睡不着，白天吃不下，直到有一天突然晕倒，送到医院里，已身患心脏病、肺气肿等多种高原特有的疾病，如果不能及时送往海拔低的地方，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也就是这一年，父亲因工作需要暂借调到碌曲县民政局，一年多的时间，父亲奔波在全国各地，而母亲的身体更是每况日下。直到1983年，财税局分成财政局和税务局，父亲也由原来的碌曲县财税所所长，转换成碌曲县税务所所长。

1983年税务新装纪念合影（碌曲县税务所）甘肃省税务局供图

不久，税务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服装，看着父亲穿着蓝灰色涤卡的中山装，上装四个口袋用明扣，口袋有竖条，肩上加一横条，左胸口别着长方形式样红底金色的凸体字“中国税务”胸章，内穿浅米黄色涤良衬衣，头戴大盖帽，英武威风，父亲跟同事说：“从今天开始，咱们收税的人也有制服了，代表国家权力机关为国收税，腰杆也比以前硬了，威严的大盖帽代表的是国家权力，以后，只要上班必须穿上税务制服。”不用父亲说，大家对这身制服的喜爱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恨不得天天穿。

后来，税务所里配了辆摩托车，不论去哪个乡，当天都能返回，父亲他们再也不用骑马下乡，更不用吃住在村子里，患病的母亲早晚也有了依靠，我也能每天放学后跑到税务所等父亲下班。以后几年除了舅舅家的儿子偶尔拿手工织的地毯，到各个乡下的牧区推销外，再没有来我家常住打工的亲戚了。而此时，父亲每月的工资已近200元，每月除了给叔叔治病的补贴，抛去家用，父亲的工资还有剩余。

随着年轻人不断的选调或考入税务系统，父亲由以前的税务所所长转换成办公室主任，兼人事档案管理，父亲的写作爱好也有了展示的平台。可是母亲的病情越来越重，每一个冬季的到来，都是对母亲身体一次又一次的摧残。直到1988年11月28日，母亲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停止了呼吸，我们兄妹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马路上的行人都召了过来，却无法唤醒已经离世的母亲，她微张着嘴唇，似有千言万语，却再也无法表达，永远地离开了，话语本就不多的父亲，更加沉默了。

这年年底，税务系统的服装有了质的改变。制服面料由涤卡换成毛料，口袋改为平面口袋，增发了一枚布质的墨绿底色盾形臂章，上方标有银灰色“税务”二字，下方有省级税务局的统一编号，肩章也由以前的软肩章改为硬肩章，有人调侃说：“肩章的软硬度直接影响税款征收的手段强弱。”令人欣慰的是，自这次服装换发后，投身税务系统，报考税收工作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多，税务系统的学历也越来越高。

1989年通过考试，我有幸成为碌曲税务的一员，也就从这一年开始，每个税务干部的硬肩章上配发了图案为椭圆形，图案中心是“税”字，连同外圆形成“中”字，意喻为“中国税务”的肩徽。报到那天起，我除了要学算盘的加减乘除，还要学写标准数字，学开发票、完税证、缴款书；1元的一摞20张夹在一起，凑够5摞100张，用绑币带捆扎起来，2元、5元、10元的，包括1角、2角、5角的都依此法捆绑，让凌乱的钱币从大到小排队……这都是前辈教我的入门本领，以确保不会短款。

1990年作者在甘肃省税务干部税校参加初任培训 甘肃省税务局供图

“周姐，你的POS机已经安装妥当，你测试一下，如果有问题，用微信将出现的提示拍照发过来，我会在第一时间赶来帮你处理。”银行安装POS机的小马师傅的这句话，把我从遥远的回忆里拉了回来。穿越了40多年的悠悠岁月，泛起层层涟漪，经历了数次改革的税务之家，如今沉淀的唯有税收历史的见证。40年前，收税的只有6人，40年后征纳服务人员早已过百。今天，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税服务大厅里，桌面上摆放的只有电脑显示屏、打印机、键盘、POS机。以前的算盘、计算器、完税证、缴款书、现金早已退出了税务历史的舞台……不用出门，打开金三系统，就能获取纳税人的全部信息，坐在办税厅里，眼前的键盘瞬间将数千万税款敲入国库，自助机只需提供身份证和金税盘，分分钟能把发票送到手里……

这40年，是国的40年，是家的40年，也是我们每个人为美好生活奋斗的40年，我们见证了祖国的改革开放，享受着太平盛世的伟大成果，我们也在不同的岗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