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塞上曲》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异样且传奇的凉州

我和学辉都生在长在凉州。但我对于凉州而言，就像一个匆匆过客。因为18岁的时候，我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另一块土地，严格意义上讲，我不曾拥有过这块土地，尽管也在不停地去写凉州。而学辉一直坚守在这里，这块土地所能产生的很多传奇，以及凉州自身所充溢的那些禀赋，都渗入到了他的骨髓和血液，在滋养着他，成全着他，他用一种近乎毒辣的目光去捕捉那些传奇、那些禀赋、那些气质，于是有了他《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塞上曲》这三部书写凉州的长篇小说，并以小说的形式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异样且传奇的凉州。

凉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名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曾经在中国历史的贡献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包括文化的交融、疆域的开拓、制度的构建等等，它有时像一个原点，有时又像一个上演历史壮剧的舞台。这样一方文化圣地从不缺乏故事。怎么样在这些故事当中去找到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于整个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发掘和寻找到凉州出现和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物是怎样用自己奇崛的方式，自己奇崛的生活阅历，融入到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当中，影响和塑造着历史，或者成为历史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难题。在有些人那里可能会纠缠于一些琐碎的历史细节，往往因为缺乏对整个历史链条和历史因果的关注，缺少大的历史格局和独到的眼光，从而使得在书写凉州的时候，会让站位和视角低下与狭窄。学辉这三部长篇小说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突破历史琐碎，构建宏大历史传奇的可喜收获。凉州这块土地上的一些奇异之人，他们或许是真实存在，也可能是作家根据历史的规律和民间信仰、禁忌习俗所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人物，李学辉正是依托这些人物来解读着中国历史、中国的历史逻辑与历史信仰，比如说他的《末代紧皮手》，一个独特的土地爷的形象；比如说他的《国家坐骑》，一个义骑的形象，还有《塞上曲》中的这一个制造火药的穆斑蝥。这些人关乎人与土地，关乎战争，最后又关乎着我们疆域和领土完整的大事。在这些大的国家主题和民族主题当中，转化成对一个个凉州土生土长的一个特殊人物的刻画，并以此来找到和扭结起凉州和整个中国的关系。我特别欣赏这种宏大的视角和格局之下的人物塑造以及沉浸于人物命运的细节书写。这是学辉这几十年来，在凉州这块土地当中，他发现的最为奇异卓绝的领域，也为读者奉献了一些既属于凉州又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人物，乃至于这些人物的奇崛遭际与整个我们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历史的走向之间的那一份扭结、那一份彼此的滋养乃至于彼此的成全。所以这三部作品，它生发于凉州，又不仅仅是在凉州。因为它用这些凉州的人物、凉州的历史在书写着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这些个人物，包括《塞上曲》的穆斑蝥。这些人物，他不是一般的凡人，他们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和禀赋，他们的人生和他们所承担的使命以及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常人。这种形象的构建，有它的冒险性，因为它建立在一定的传奇基础上。但是历史总是这样，俗话说，无奇不传，无奇绝之处，也就没有平淡之处。以平淡写奇绝，用奇绝去映衬我们在长河当中的那一段静谧与激越的时光岁月，并在平静生活的讲述中，自觉不自觉地去触动那些远去的历史大事件，去推测和梳理历史的走向，去接续一些曾经断裂的历史链条以及去归纳总结一些历史的规律，这应当也是李学辉三部长篇小说的张力和厚度的所在。

另外，不能不说李学辉对整个叙述语言的把握。学辉熟悉武威、凉州的方言，凉州方言当中所能够传递出来一些具有意趣、意味的一些言语、话语，构成着他叙述过程中整体的一种语态。这种语态是他的一种风格，也是他的一种特征。在娴熟地掌握方言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提取和提炼，找到他最具文学光彩和意兴的话语、句式、词藻，毫无疑问会极大的拓展他笔下所描述的、努力塑造的这一些人物的独特性。同时，也更能体现他对笔下人物的生活经历以及对这方水土、文化特质的那一份认知。所以无论是历史，还是人物形象，还有语言，学辉经过这三部作品的创作，应该说达到了非常娴熟的境界和一定的高度。我觉得凉州有幸，是因为凉州有一批非常执着于凉州的书写人。同时，我又觉得凉州有大幸，感谢这一批以学辉为代表，仍然坚守在凉州的这批自觉的、痴迷的文学书写者。凉州自身的故事我们永远书写不完，相信在学辉这些坚守者的执着之下，凉州的故事还会继续的生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生长精彩精妙故事的地方，同时我也相信这些故事会越来越有神采、越来越会被人们去接受。通过这些故事人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认识凉州，认识中国的西部，从西部的窗口上，去感知我们中国的历史，感知我们的民族。

最后，想说说关于民俗的文学写作问题。民俗必然与民间信仰有关，它包含着崇拜与禁忌。我们可以记录和讲述民俗的自然形态，但对于作家而言，我们还可以从一种文化的属性禀赋中，去做合乎规律的推演，并用文学的形式，来产生一种臆造的民俗形式。比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掌灯习俗。它未必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它符合中国文化中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的历史逻辑，因此也就不显得虚幻和失真。以此来说，学辉三部作品的主人公，他们未必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或者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社会使命，都与中国人的对土地的崇拜、对战马的推崇以及对火药制造过程中的某些神秘仪式的沿袭密不可分。所以，有了这样的依托，李学辉既可以遵从生活的真实，也可以展开文学的想象进行大胆的臆造。因为这些想象和臆造是建立在厚重的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它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和人为，反而会在合乎规律的推理中，产生一种认同。文学是创造读者的心灵幻象的艺术，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王登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