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丝路驿站容纳力惊人　一天接待千余人不在话下

原标题：悬泉置两千年历史的重光

出土谷物（资料图）

（资料图）

漆盘（资料图）

敦煌悬泉置遗址　杜雨林　摄

在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山北戈壁坡地的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坐落着闻名遐迩的世界文化遗产悬泉置遗址。今年，正值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34周年、悬泉置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十周年，《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正式出版面世。作为汉帝国在漫长的古丝绸之路上设立的一个重要的官方邮驿和接待机构，在西部大漠深处沉睡了两千年之后，随着3.3万枚汉简的出土和大量出土器物的释读，曾经发生在悬泉置的一幕幕中西方政治文化交流事件，接待各级政府官员、外交使臣、皇家公主等历史故事，丝绸之路上各国使团往来、贸易交流、科技传播和物产交流等场景重新复活，悬泉置和悬泉汉简珍藏的历史密码和鲜活故事逐渐向我们走来。

悬泉置遗址的发现与考古发掘

1987年8月25日，敦煌市博物馆文博人员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共同发现确认这处汉代古遗址。11至12月，敦煌市博物馆文博人员两次调查该遗址，先后采集62枚简牍及陶片，特别是“敦煌悬泉置啬夫光以亭行”简的发现，确认了该遗址的准确名称是“悬泉置”。

从1990年5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悬泉置进行考古发掘。1994—1999年，省考古所组织力量完成对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及器物的整理工作。1999年底，完成《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并发表。1999—2000年，完成对遗址出土所有器物的分类整理、核对、登记、造册、统计、上架等工作。

悬泉置遗址共出土33399枚汉简（其中有字汉简21399枚，无字汉简12000枚），帛书3件，残纸550余篇，纸质文书13件，墙皮题书180余块；出土各类器物7250件。该遗址被评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制定计划、拟定发掘报告体例及编写大纲。2004年，启动悬泉置遗址发掘报告编写工作，至2008年完成初稿，2015年定稿。2024年2月，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34年后正式出版考古发掘报告。2019年12月至2023年7月，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单位先后整理释读出版《悬泉汉简》三册，每册收原简约2300枚，计划2027年完成共八册出版任务，刊出悬泉汉简18000多枚。

悬泉汉简明确记载了汉代邮驿传马、传车、职官设置，对邮件的封发、传递、签收也作了记述。记录外国使团过往、汉朝历谱等大量简牍和纸文书、文具，陶器、漆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木器、丝绸残片等生产与生活用品，大麦、苜蓿等农作物，马、骆驼等动物骨骼等。接待乌孙、大宛、楼兰、于阗、龟兹等西域诸国使者，还有罽宾、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祭越、披垣等中亚诸国使者。出土汉简中有近百枚是关于羌人和匈奴等民族的记载，有300多枚简牍记载西域、中亚国家往来情况。汉简中关于汉与乌孙的和亲、公主回返、长罗侯常惠多次出使、赤谷城屯田、冯夫人锦车持节完成朝廷使命、乌孙大小昆弥分立以致分别到京师朝拜，都有具体记载。悬泉汉简中“浮屠简”的发现，说明大致在公元一世纪后半叶，佛教已传到敦煌。这对研究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邮驿交通、民族关系、中原与西域乃至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关系及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交流至为重要。

悬泉置与悬泉汉简是“我国丝绸之路考古学上的伟大发现”。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邮驿接待机构，是两汉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在极端自然环境条件下确保行旅交通得以贯通的典型范例。悬泉置遗址众多遗存和出土文物，充分展示了亚欧大陆上人类价值观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并为广泛的文明与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实质性的佐证。悬泉置遗址因其丰富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申遗”8年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悬泉置凭依悬泉水而存在

悬泉置的选址设立，凭依悬泉置遗址以南2公里山崖中长流不息的悬泉水。据出土文献和敦煌唐代文书等记载，该山崖中的这股山泉水，西汉时称悬泉，唐代称悬泉水、贰师泉，清代称吊吊水。敦煌唐代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云：“悬泉水，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说明悬泉水在西汉之前早已存在，汉代被发现利用并命名。假如没有悬泉水，悬泉置也将不复存在，悬泉置里演绎的汉王朝的家国情怀和爱恨情仇又将在何处上演？历史不允许我们假设。

悬泉水因地处西北干旱的戈壁大漠腹地，是丝绸之路上过客唯一可饮用的生命之源。在敦煌文书《西凉录·异物志》《敦煌录》《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中记载，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征伐大宛而返，行至悬泉附近山崖旁，众将士饥渴难耐，李广利将军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将士，故曰悬泉。

据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始建于西汉武帝中期，兴盛于西汉昭帝至新莽时期，衰败于东汉安帝时期，连续存在230余年。至魏晋时期被改建成一座烽火台。悬泉置的兴衰与汉代西域丝绸之路的“三通三绝”有很大关系。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明确纪年的西汉武帝时期的简牍7枚，其中时代最早的元鼎六年简是关于驿置用马诏书的抄件，这些文书证明此时的悬泉置已经在运转，故推测该置的始建年代应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前后。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为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中最晚的纪年，此时的悬泉置已走向衰败，但其彻底废弃的时间尚难确定。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汉帝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悬泉置是汉帝国在丝绸之路上设置的重要的国家邮驿与官方接待机构。汉代在河西四郡设立了24个置，其中在敦煌郡就设立了渊泉置、冥安置、广至置、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效谷置、敦煌置、玉门置、平望置、龙勒置等11个置。诸置间的里程长短不等，距离短的约有24公里，长的约47.5公里，一般在30—35公里之间。在敦煌郡设立11个置，说明了敦煌在经营西域乃至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战略和军事地位，也是敦煌地区经济贸易及文化交流繁盛程度的反映。

悬泉置遗址分布范围22500平方米，是一个坞堡式土木建筑群。坞院平面呈正方形，边长50米，四角连结处结构紧密，墙体光滑规整，显系精心设计后一次性筑成。坞院坐西向东，门向正东开，是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高墙深院式的小城堡。悬泉置遗址发现了汉代坞院院墙、角墩、坞院内与坞院外房屋建筑、马厩、灰坑、灰区堆积、驿道，以及魏晋时期的烽燧和房屋建筑遗迹等。共发现汉代房址29座，因埋藏深度不同，保存状况差异较大。汉代马厩2处，灰坑13座，驿道1处；魏晋时期烽燧1处，房址2座。坞院周围的灰区堆积，文化层甚厚，且地层清楚，纪年序列可靠，记录了悬泉置兴废过程的重要历史信息。

悬泉置机构设置与悬泉汉简

记载的“违规接待”

悬泉置作为丝绸之路上邮件的“中转站”，官方重要的“接待局”，其接待任务十分繁重。悬泉置是一个县级管理机构，由悬泉置啬夫负责全面工作，悬泉置丞等协助工作。置附设的机构有悬泉厩、悬泉厨、悬泉传舍、悬泉驿、悬泉邮等，形成县—置—辖—乡—亭的垂直管理体制。在悬泉置存在的230多年中，来自敦煌郡效谷县的置啬夫弘是悬泉置任职时间最长的官员，前后达19年。置内常住人口400余人，其中官吏82人。常备马匹120匹，常备车辆50余辆。日接待量最大的一次是接待于阗国王，其随从1074人，这样大规模的接待，对悬泉置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仅用坏的杯子就达300多个。还接待楼兰王及下属260人以及康居国王、乌孙国公主等达官贵人。悬泉汉简中记载的国家有30多个，主要是官员路过悬泉置的记录。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册书中，反映接待账单的完整简册有《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悬泉置厨食簿》《元康四年悬泉置鸡出入簿》《神爵二年悬泉厩佐迎送日逐王廪食册》等。这些简册为研究悬泉置钱物来源、接待规格、消费情况、中原与西域外交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佐证。

悬泉汉简中有一册《康居王使者册》，全文7枚，293字。所记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按朝廷规定，他们进入汉地后的食宿由沿途安排，所带贡物由地方官员进行合理评估。但他们没有得到这样的官方接待，一路饮食自己负担。当地官吏在评估进贡的骆驼时未让康居王使者现场参加，把肥骆驼评定为瘦骆驼，本来是白骆驼却被指为黄骆驼，“不如实，冤。”朝廷得到康居王使者上诉后便下文追查此事。此册中我们也可一窥“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古丝路盛景。

悬泉置出土的一枚属于“米的支出簿”简，记载了两千多年前张君夫人及奴婢一行4人从金城郡出发，一路西行，跋涉千里前往敦煌，路过悬泉置时受到传食接待之事。学者研究认为，在汉朝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私人食宿传舍的现象。张君夫人没有任何官职、爵位，只是枝阳县长的夫人，却能在效谷县悬泉置享受一定规格的食宿，属于“违规接待”事件。

让历史文化遗产

绽放新时代光彩

悬泉置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必定要有所担当与作为。2019年，悬泉置遗址保护开发项目展示中心工程获国家批准建设。2022年10月21日，投资1.48亿元的敦煌市悬泉置遗址保护开发项目展示中心工程破土动工。展示中心建筑面积7400平方米，其中地上一层3400平方米，地下一层4000平方米。2023年8月20日，工程主体封顶，整个工程有望在2024年建成投用。沉睡戈壁两千年的悬泉置，有望在新丝路上恢复“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昔日辉煌。

杨永生

（酒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