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敦煌本纪》 为中国精神开窟造像

原标题：叶舟《敦煌本纪》 为中国精神开窟造像

在《敦煌本纪》中，有两个核心概念非常突出：一是“开路”。曾经的“河西锈带”，路不通，资源无法流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锈死、被废弃。而一个个“锈节”也成了地方势力分割盘踞的原因。承担“锈带”的恶果的，只能是河西走廊一带的百姓。因此，一批以胡梵义为代表的敦煌少年，联合游击力量，成立急递社——用青春和热血、勇敢与担当开路。路通了，长风浩荡，清洁光明。这是敦煌少年的事业，也是《敦煌本纪》的气象。

二是“守路”。河西走廊一带，地方势力盘踞，鸦片种植和贸易盛行。敦煌少年，用自己的血性和对“精良纯明”的君子风格的追求，敬畏着上天的佛和菩萨，供养着心中那座精神佛龛。他们用十几年默默的周旋与努力守住了莫高窟的敦煌宝藏不再流失，他们用血性和牺牲隔断了鸦片贸易这恶之流通。合上书，英雄少年胡梵义那正大光明的话语依然响在耳边，掷地有声：“我真的很开心，迄今为止，梵义没有放走过一枝罂粟，也不曾让一两鸦片流出敦煌，我要让它们全部捂在这个口袋里，沤烂、变臭，彻底断了那些人的邪念和财路。”

与胡梵义的开路和担当相对的，是另一位主要人物索敞的选择。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味：“锁”与“敞”的组合，似乎注定了这个人物的复杂与纠结。

索敞继承了索门世代义举的家族荣誉，是义庄的当家人。这让他一生都忧心忡忡，生怕在社会变革中会有责任找上门——他自私、怕事、无担当。

他惦记着家族荣誉，心心念念想要在敦煌将其发扬光大，却拿不出与想要的名声匹配的实际作为。因此，他用尽心思，不惜牺牲家人的幸福，来成全自己的高大形象；他虚荣做戏，制造各种神奇传言，利用种种宣扬渠道，希望能为自己和家族博得口碑。

曾国藩说过，“无实而享大名者，必居奇祸。”索敞为自己的虚伪和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饱尝自己种下的恶果、在经历亲人背叛和炼狱般的囚禁苦刑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辽阔的精神抵达。

这是痛苦的领悟，也是震撼人心的开示。

所以，在“义窟”落成之时，胡梵义特意请索敞来观礼时说：“索家叔父的这个症状，乃是敦煌的百病之结，这么些年来，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的所有乱象和变局，皆因此而起，所以我这一趟专门借来了他。”

这的确是一种病，封闭，逃避，遁世，消极。没有引领人心的精神佛龛在心，没有担当历史使命的责任在肩——这是索敞的心之病，也是那个时代的国之病。

就像胡梵义所说：“敦煌板荡，罂粟遍地，关外三县一派消沉，国家也是满目疮痍，这在我看来，只因为我们民族头顶上的佛龛空了，供养丧失了，无信无义，就像千佛灵岩上的藏经洞一旦流失，整个莫高窟也就失了三魂、丢了六魄似的。”

《敦煌本纪》中，长风浩荡，悲深愿重。有昂扬自信、生龙活虎的青春生命的奔走突围，也有令人痛心的错失与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叶舟《敦煌本纪》的书写，有着重大的精神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在书中故事发生的当时，更是在民族与国家发展的当下。

为少年英雄造像

《敦煌本纪》书写的，是敦煌的故事，是时代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如果说，书写《敦煌本纪》，是叶舟用文字在为中国精神开窟，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就是他为心中的英雄和君子造像。

《敦煌本纪》中，几乎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具有深切的感染力。深谋远虑的胡恩可、英雄少年胡梵义、世家才女孔执臣、成为一方精神偶像的两代法师印光和拖音、身世凄苦的名医沈破奴和他的女儿沈性元、义庄当家人索敞，以及反面人物连公子、丁荣猫等，都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他们的性格、追求、过往和抉择，划出了各自的生命轨迹。他们的相逢与命运交织，造就了《敦煌本纪》文本空间那复杂而又恢弘的大气象。精神境界高、元气含量足，人物形象饱满。故事曲折，扣人心弦，几次翻转，严丝合缝——但见人心深细人性复杂人脸多面，却无“强编胡造”的痕迹。

胡恩可笃定地选择在敦煌这片天地日日精进。他告诉儿子们：“我们没别的命，我们的命就在河西一带，在敦煌一线。我们也没有另外的大光阴，我们的光阴，就是活在这一条长路上，生做马，死当车，一辈子走下去。”长子胡梵义懂得父亲，他把父亲“做一个纯明精良”的人的教诲，深深刻在了心底。他知道，“父亲身上穿的，夏不是衫子，冬不是袍衣，那只是一件自尊、勤勉、日日精进的外套。”

为父亲求医而踏上长途的时候，他记着那句话：“少年，你千万记住，你骑在马上时，一定要昂起头，你只有昂起了头，马才有精神和力量，你也才可以听风辨位，言出法随，不至于把这一条路弄丢了。”

心中有追求，有坚守，才能从泥泞中超拔自我，才能获得天地间那灵魂的开示，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接上一个永不枯竭的、伟大的力量源泉。叶舟用诗的笔墨，写下了他生命中这重要的一刻：“策马而去，离开了许久后，梵义才从悲伤中抬起头来。此时，上弦月高挂，披着银辉的旷野，犹如一片积雪的大地，天地皆成一色，仿佛一座清凉世界也。但是，梵义恰是在这种清冷中淬了火，在苍茫中开了悟，并就此开启了个人的一条新路。”

悟性极高的胡梵义，看到并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开路、守路，他在那一条河西走廊上，书写了自己“河西司马”的瑰丽人生篇章。

胡梵义的弟弟，梵同，是在读书和与人的交往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的。他对当地最高学院——鸣沙书院的山长丰鼎文说：“先生，莫高窟丢了佛经，千佛灵岩上丢了文书与卷子，这就等于整个敦煌丢了魂，失了魄，抽掉了主心骨，丧失了精气神。我是敦煌的一个儿子娃娃，吃的是上佛恩赐下的五谷杂粮，喝的是菩萨降下的天堂圣水，如今到了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一刻，我岂能袖手一旁，冷暖不知。”

保护莫高窟藏经洞的佛经和文书不再流失，这一神圣的使命，让这一群纯明精良的热血少年结在了一起：“贫僧与你们三位少年俊杰，让我们一道披挂起无上慈悲的坚忍甲胄，在黄金的仙途中，结成金刚伙伴的关系吧。……将来，在这一座石窟中，在兰扎经卷堆起来的山上，一定是佛尊的宝座，也一定是我们大家的福德与证悟。”

少年们做到了。他们守住了佛经与文书。他们守住了敦煌的精气神。他们守住了一方天地的正义。他们，也守住了自己内心的追求和信念。

《敦煌本纪》里，叶舟用书写为这些英雄造像。他们身份不同形态各异，但是，都大气、健朗、清洁、明亮，给人强烈的精神开示和有力的信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