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只是想去看看 没想到被常书鸿院长看中

原标题：来自杭州的“敦煌女儿”樊锦诗——

     我们选人的标准是必须热爱敦煌

     “当时只是想去看看，没想到被常书鸿院长看中了”

樊锦诗，生于1938年，祖籍杭州，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

浙江美术馆“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刚刚闭幕，在杭州展出的三个月里，引起巨大轰动，吸引了35万多人次参观。

大漠里的这些千年前的洞窟，究竟有什么魅力，可以吸引历代学者和艺术家为之折腰？

听听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这个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讲述，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执着。

樊锦诗是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

1963年9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就留在了敦煌，至今已经在大漠中和石窟相伴了50年。1998年，她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敦煌一待50年

“当时只是想去看看，没想到被常书鸿院长看中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樊院长，您在北大念书，在敦煌生活了50年，但是讲话依然保留了南方口音。

樊锦诗（以下简称樊）：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能讲一口上海话，但是口音带点苏州味道，因为祖母是苏州人。他们说现在还有点甘肃味道，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不过我祖父是杭州人，所以我的祖籍是杭州。

记：那您会讲杭州话吗？

樊：不会讲，但是能听懂呀，我爷爷就讲一口杭州话。小时候虽然在上海，但是家里头烧的是杭州菜。比如，炖鸡的时候要搁金华火腿，煮得差不多的时候把火腿切片了放进去。其实上海人不这么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杭州的做法。

记：敦煌研究院里的浙江人很多，常书鸿先生也是杭州人。

樊：是呀，常院长也是一口杭州话。那时候我作为北大学生去敦煌研究院实习，那边很多北方人，听不懂常院长讲的杭普话，就我听得懂，给他当“翻译”。可能这也是后来他把我留下来的原因之一吧。

记：您一家人都在上海，怎么没留在上海念书呢？

樊：我们那时候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的，可以填9个志愿。其实当时班主任是想让我们留在上海念大学的，一定要我们填一个师范的志愿。我不爱说话，觉得不适合当老师，上台了说什么呀？但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填了一个华东师大。不过，我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北大。我给父亲说报考志愿的时候，他还很惊讶：你都高考啦？家里孩子多，家长都顾不过来。后来，我就考上了北大考古系。

记：您在北大念书，为什么会去敦煌那么远的地方呢？

樊：因为我学考古学，大学实习的时候，被学校分配去了敦煌。那时候心里充满对敦煌的向往，但我当时只是想借着实习的机会去敦煌看看，看完就回来。我们一共有4个同学一起去的敦煌，没想到，就被常书鸿院长看中了，后来留下了2个。从1963年北大毕业以后留在敦煌，我这一待就是50年！

与丈夫分居20年

“他进了敦煌的洞窟就被震撼了，所以他能理解”

记：刚到敦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樊：特别兴奋，这就是莫高窟！可是敦煌研究院的老师把我们介绍到住宿的地方一看，傻了。马厩改造的宿舍，饮用水是河里的。我们心里就嘀咕，怎么是这个样子？但是刚开始在敦煌的一个礼拜，尽管条件差，还是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一个礼拜以后，就不激动了。当时敦煌研究院有40多位研究员，看到他们，就觉得非常敬佩，他们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呆那么久？

尤其是常院长，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过舒适的生活，却在敦煌呆了那么多年，老婆都跑了。在常院长以前，敦煌400多年没人管，破破烂烂，照片上都能看到的。常院长来了之后才有巨大的改观，所以他太了不起。

记：结果您自己呆得更久。而且还是那么娇小的南方姑娘。

樊：我也没想到啊。当时他们看到我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去了，都很乐，问我，你是不是才18岁啊？其实我都大学毕业了。本来我以为，在敦煌工作几年就会回去的，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文革”了，没人管了。再往后，呆的时间越长，对敦煌的感情就越深。我也做过思想斗争，但最后还是敦煌胜利了，呆着吧！

记：那您的丈夫那时候也一起留在敦煌了吗？

樊：没有，我们异地分居了20年。我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们是1967年结婚的，他是北方人。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我在敦煌，本来我们约定，我在敦煌“玩”三年，就去武汉跟他团聚。但是后来我始终没有离开敦煌，我们一两年才能见一次。从武汉过来，坐火车要在郑州倒车，从郑州到敦煌还得2天2夜。到了敦煌火车站，离我们研究院还是很远的。

记：那你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樊：我们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武汉由丈夫带，老二在河北农村的丈夫老家，由丈夫的姐姐抚养。有一次我私自决定去河北把小儿子接到敦煌抚养，去之前也没给他们说。到了那里，一进门，我说：“大姐！”大姐很惊讶，她说，你看见你的儿子了嘛？我说没看见，刚进门的时候看到门背后有个小孩。她说，这就是你儿子呀！他5岁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儿子也不认识我了。

记：您“失约”了，一直没离开敦煌，您的丈夫不怪您吗？

樊：他也是学考古的，进了敦煌的洞窟就被震撼了，所以他能理解。但是开始他并不想留在敦煌。我们分居了20年，最后还是他下的决心，1986年，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精心打造的考古专业，来敦煌和我团聚了。

年轻人还是不愿留下

“我们选拔人才有一个基本标准：必须热爱敦煌”

记：不少观众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代人要把那么多石窟凿在山崖上呢？多费劲哪？

樊：最早佛教引入中国的时候，佛像是大量塑在城市的寺庙里的，寺庙大部分是木质的。后来，人们认为，木质的寺庙在城里保存不久，遇到火灾，或者改朝换代等动乱的时候就会被破坏，所以要修在山里。这种理念是很有道理的，大量古代寺庙就是在战乱中毁灭的。

记：敦煌石窟保存了1600多年，这是不是一个纪录？

樊：西方的教堂也能保存很久，里面的壁画都比较完好，但他们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到现在，顶多只有几百年。敦煌却有一千多年。世界上很少有这样规模庞大、历史悠久，并且年代连续的石窟群了。

记：但您在演讲中提到过，敦煌壁画的磨损是不可逆的，再过几百年可能就没有了。

樊：这一直是我们焦虑的问题。文物的“物”是很脆弱的。我们自认为保护得已经不错了，可是拿照片对比一下，敦煌最早的照片是1908年拍摄的，现在的画面比百年前的照片模糊多了。它在不可逆转地退化。这就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要保护，也要开放。不能因为保护就封闭起来，但也不能因为开放就让壁画损失了。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一直困扰着大家。

记：现在，敦煌壁画要如何保护呢？

樊：敦煌研究院正在做“数字敦煌”。1999年的时候，我们和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开始敦煌石窟数字化采集存储与再现研究的工程。这些设备都很贵，但是它再贵也没有莫高窟贵啊。用多大的价值去保护莫高窟，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记：我发现，敦煌研究院的博士生人数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现在敦煌的条件是不是比较好，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才了？

樊：现在的条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但毕竟敦煌是偏远的地方，孩子的教育什么的都是问题，很多年轻人还是不愿意留下。我们院里有几百号人，没想到不知不觉居然变成第一了。其实我们选拔人才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必须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年轻人可以有毛病，但不能不爱敦煌。有一次，有个博士闹着要调走，我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3天就办好了手续。

记：您现在身体那么好，演讲几个小时都不带休息的，有什么养生之道吗？

樊：其实我脾气不是很好，性子急，说话直。我不害人，我也不会背后说人，我会当面讲。我这种脾气也就适合呆在敦煌，从小对城市没有太大留恋，穿衣服随便，不修边幅。我现在很想退休以后，好好练练字，等到我走不动的时候，就回上海投靠儿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