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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只是想去看看 没想到被常书鸿院长看中


来源:钱江晚报

听听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这个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讲述,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执着。樊锦诗是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1963年9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就留在了敦煌,至今已经在大漠中和石窟相伴了50年。1998年,她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原标题:来自杭州的“敦煌女儿”樊锦诗——

     我们选人的标准是必须热爱敦煌

     “当时只是想去看看,没想到被常书鸿院长看中了”

樊锦诗,生于1938年,祖籍杭州,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

浙江美术馆“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刚刚闭幕,在杭州展出的三个月里,引起巨大轰动,吸引了35万多人次参观。

大漠里的这些千年前的洞窟,究竟有什么魅力,可以吸引历代学者和艺术家为之折腰?

听听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樊锦诗,这个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讲述,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执着。

樊锦诗是杭州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著名敦煌学家、石窟考古专家、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专家。

1963年9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就留在了敦煌,至今已经在大漠中和石窟相伴了50年。1998年,她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在敦煌一待50年

“当时只是想去看看,没想到被常书鸿院长看中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樊院长,您在北大念书,在敦煌生活了50年,但是讲话依然保留了南方口音。

樊锦诗(以下简称樊):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能讲一口上海话,但是口音带点苏州味道,因为祖母是苏州人。他们说现在还有点甘肃味道,我自己已经不知道了。不过我祖父是杭州人,所以我的祖籍是杭州。

记:那您会讲杭州话吗?

樊:不会讲,但是能听懂呀,我爷爷就讲一口杭州话。小时候虽然在上海,但是家里头烧的是杭州菜。比如,炖鸡的时候要搁金华火腿,煮得差不多的时候把火腿切片了放进去。其实上海人不这么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杭州的做法。

记:敦煌研究院里的浙江人很多,常书鸿先生也是杭州人。

樊:是呀,常院长也是一口杭州话。那时候我作为北大学生去敦煌研究院实习,那边很多北方人,听不懂常院长讲的杭普话,就我听得懂,给他当“翻译”。可能这也是后来他把我留下来的原因之一吧。

记:您一家人都在上海,怎么没留在上海念书呢?

樊:我们那时候高考是先填志愿再考的,可以填9个志愿。其实当时班主任是想让我们留在上海念大学的,一定要我们填一个师范的志愿。我不爱说话,觉得不适合当老师,上台了说什么呀?但还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填了一个华东师大。不过,我的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北大。我给父亲说报考志愿的时候,他还很惊讶:你都高考啦?家里孩子多,家长都顾不过来。后来,我就考上了北大考古系。

记:您在北大念书,为什么会去敦煌那么远的地方呢?

樊:因为我学考古学,大学实习的时候,被学校分配去了敦煌。那时候心里充满对敦煌的向往,但我当时只是想借着实习的机会去敦煌看看,看完就回来。我们一共有4个同学一起去的敦煌,没想到,就被常书鸿院长看中了,后来留下了2个。从1963年北大毕业以后留在敦煌,我这一待就是50年!

与丈夫分居20年

“他进了敦煌的洞窟就被震撼了,所以他能理解”

记:刚到敦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樊:特别兴奋,这就是莫高窟!可是敦煌研究院的老师把我们介绍到住宿的地方一看,傻了。马厩改造的宿舍,饮用水是河里的。我们心里就嘀咕,怎么是这个样子?但是刚开始在敦煌的一个礼拜,尽管条件差,还是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一个礼拜以后,就不激动了。当时敦煌研究院有40多位研究员,看到他们,就觉得非常敬佩,他们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呆那么久?

尤其是常院长,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过舒适的生活,却在敦煌呆了那么多年,老婆都跑了。在常院长以前,敦煌400多年没人管,破破烂烂,照片上都能看到的。常院长来了之后才有巨大的改观,所以他太了不起。

记:结果您自己呆得更久。而且还是那么娇小的南方姑娘。

樊:我也没想到啊。当时他们看到我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去了,都很乐,问我,你是不是才18岁啊?其实我都大学毕业了。本来我以为,在敦煌工作几年就会回去的,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文革”了,没人管了。再往后,呆的时间越长,对敦煌的感情就越深。我也做过思想斗争,但最后还是敦煌胜利了,呆着吧!

记:那您的丈夫那时候也一起留在敦煌了吗?

樊:没有,我们异地分居了20年。我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我们是1967年结婚的,他是北方人。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我在敦煌,本来我们约定,我在敦煌“玩”三年,就去武汉跟他团聚。但是后来我始终没有离开敦煌,我们一两年才能见一次。从武汉过来,坐火车要在郑州倒车,从郑州到敦煌还得2天2夜。到了敦煌火车站,离我们研究院还是很远的。

记:那你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樊:我们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武汉由丈夫带,老二在河北农村的丈夫老家,由丈夫的姐姐抚养。有一次我私自决定去河北把小儿子接到敦煌抚养,去之前也没给他们说。到了那里,一进门,我说:“大姐!”大姐很惊讶,她说,你看见你的儿子了嘛?我说没看见,刚进门的时候看到门背后有个小孩。她说,这就是你儿子呀!他5岁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儿子也不认识我了。

记:您“失约”了,一直没离开敦煌,您的丈夫不怪您吗?

樊:他也是学考古的,进了敦煌的洞窟就被震撼了,所以他能理解。但是开始他并不想留在敦煌。我们分居了20年,最后还是他下的决心,1986年,他放弃了武汉大学精心打造的考古专业,来敦煌和我团聚了。

年轻人还是不愿留下

“我们选拔人才有一个基本标准:必须热爱敦煌”

记:不少观众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代人要把那么多石窟凿在山崖上呢?多费劲哪?

樊:最早佛教引入中国的时候,佛像是大量塑在城市的寺庙里的,寺庙大部分是木质的。后来,人们认为,木质的寺庙在城里保存不久,遇到火灾,或者改朝换代等动乱的时候就会被破坏,所以要修在山里。这种理念是很有道理的,大量古代寺庙就是在战乱中毁灭的。

记:敦煌石窟保存了1600多年,这是不是一个纪录?

樊:西方的教堂也能保存很久,里面的壁画都比较完好,但他们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到现在,顶多只有几百年。敦煌却有一千多年。世界上很少有这样规模庞大、历史悠久,并且年代连续的石窟群了。

记:但您在演讲中提到过,敦煌壁画的磨损是不可逆的,再过几百年可能就没有了。

樊:这一直是我们焦虑的问题。文物的“物”是很脆弱的。我们自认为保护得已经不错了,可是拿照片对比一下,敦煌最早的照片是1908年拍摄的,现在的画面比百年前的照片模糊多了。它在不可逆转地退化。这就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要保护,也要开放。不能因为保护就封闭起来,但也不能因为开放就让壁画损失了。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一直困扰着大家。

记:现在,敦煌壁画要如何保护呢?

樊:敦煌研究院正在做“数字敦煌”。1999年的时候,我们和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开始敦煌石窟数字化采集存储与再现研究的工程。这些设备都很贵,但是它再贵也没有莫高窟贵啊。用多大的价值去保护莫高窟,我认为都是值得的。

记:我发现,敦煌研究院的博士生人数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现在敦煌的条件是不是比较好,能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才了?

樊:现在的条件的确比以前好多了,但毕竟敦煌是偏远的地方,孩子的教育什么的都是问题,很多年轻人还是不愿意留下。我们院里有几百号人,没想到不知不觉居然变成第一了。其实我们选拔人才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必须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年轻人可以有毛病,但不能不爱敦煌。有一次,有个博士闹着要调走,我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3天就办好了手续。

记:您现在身体那么好,演讲几个小时都不带休息的,有什么养生之道吗?

樊:其实我脾气不是很好,性子急,说话直。我不害人,我也不会背后说人,我会当面讲。我这种脾气也就适合呆在敦煌,从小对城市没有太大留恋,穿衣服随便,不修边幅。我现在很想退休以后,好好练练字,等到我走不动的时候,就回上海投靠儿子去。

[责任编辑: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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