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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音|罗华庆讲述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来源:华西都市报

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6万多件写经、文书和文物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让莫高窟被来自世界的虎视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记。藏经洞的发现,让莫高窟引起世界各地的关切,也让不少敦煌文物流失到了海外。

原标题: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四川话讲述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讲座现场 成博提供

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6万多件写经、文书和文物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让莫高窟被来自世界的虎视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记。藏经洞的发现,让莫高窟引起世界各地的关切,也让不少敦煌文物流失到了海外。

那么这个藏经洞究竟是如何发现?藏经洞出土的经书、文物究竟价值几多?3月25日,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院罗华庆做客成都博物馆“丝路之魂”系列讲座,为观众讲述藏经洞的发现及其价值。有趣的是,罗华庆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虽然自1983年就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34年之后,他依然说一口地地道道的四川话。这场川味浓郁的讲座,在家乡人听来格外亲切。

讲座现场 成博提供

四川人在敦煌

来到成博做讲座,罗华庆非常激动。讲座伊始,他忍不住陷入回忆,“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就是我读小学的旧址”。原来,小时候他家就在成博对面,他至今非常清楚地记得原来的门牌号是“人民南路23号”。

罗华庆和敦煌的情缘,始于中学时期。当时,他读的中学是西北中学,所以后来到了敦煌,再回想起这个细节,他觉得就是和西北有缘,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的确就到了敦煌。“因为那个时候喜欢敦煌,大学毕业就立刻去了敦煌,大概在那儿呆了30多年,所以这一辈子也可能交给敦煌了,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这次在成都举办敦煌艺术大展,是罗华庆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一直在等成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馆的时候专程赶来参观。当他发现成博具备承办如此大规模的敦煌展览之后,就想给家乡父老提供一个了解敦煌的机会,于是极力促成这个大展,当做给家乡人的一份厚礼。

“谢谢家乡人民对敦煌大展的关爱,从开展以来,成都市民就特别踊跃地看这个展览,传播这个展览,我们作为敦煌人表示感谢,谢谢家乡人民。”讲座过程中,他深情地说道。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院罗华庆做客成都博物馆“丝路之魂”系列讲座 成博提供

为何封存藏经洞?

藏经洞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是一个三层建筑,编号为16窟。它是一个大型覆斗形洞窟,据窟内题记可知此窟是河西都僧统洪䛒(bian)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八年开凿的,也就是公元851年到867年之间。他死了以后,门人弟子就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纪念堂,叫做影窟,里面有洪䛒和尚的塑像。他当时的职务是河西都僧统,负责河西一代宗教的最高领袖。在他的塑像旁边还有一个告身碑,唐朝政府颁给他河西都僧统的委任状。

藏经洞封闭的时间以及原因,专家学者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佐证。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学说,其中一种是废弃说,当时第一个到藏经洞的英国人斯坦因,就是根据这个藏经洞的佛教典籍和残篇断章,推测这是不可废弃的神圣之物,于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地方封存。还有专家学者认同这个废弃说,到了11世纪初,中国的刻本佛经已经出现,原有的卷轴式佛经查阅起来特别不方便,渐渐就没有机会使用,所以就把这些经卷封藏于石窟。

不过伯希和提出了另一种避难说,他认为公元1316年,因为战争频繁,怕对寺院文献造成破坏,僧人就把这些经卷全部藏在石窟里头,表面抹了泥以后重新作画。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始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修筑,后来明代修建了嘉峪关,洪武年间嘉峪关以外的人全部搬迁到嘉峪关以内,关外基本上就没人。可以说,从明代开始,敦煌就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但是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处于战争需要,他要跟准噶尔打仗,就重新启用了敦煌。到乾隆年间重设敦煌郡开始,陆陆续续从内地迁了十几个州县的居民到敦煌去。在清代末年,莫高窟已经是一个荒芜破败的景象。

一提起藏经洞,绕不开王道士,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文化学者余秋雨曾写过一篇文章《道士塔》,讲述的就是王道士与藏经洞的恩怨。王道士生于1850年左右,湖北麻城人,清代光绪年间,曾经在酒泉当兵,因为信奉道教,1897年转业以后到莫高窟下寺。通过布施化道,他在藏经洞前院建了三清宫,直到1906年6月22号发现藏经洞。

关于藏经洞的发现经过,史上有些玄乎其玄的传说。有人说王道士清理洞窟底层流沙的时候,墙壁失去支撑产生裂缝,他就发现了藏经洞;还有人说他请了一个姓杨的人在那儿抄经,他用草点烟,回身就把烟杆磕到墙上,藏经洞重见天日。说完这段历史,罗华庆展示出一张王道士在藏经洞前院的相片,可以看出藏经洞当时的原貌,以及收藏经卷之丰。

不过,莫高窟终于引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关切,只不过最早一批闻着血腥味匆匆赶来的“强盗”,早已将其视为砧板上的肥肉。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逐级汇报给县令、肃州道台、甘肃学政,甚至还给“老佛爷”写信,但并未寄出。藏经洞的发现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国内报告石沉大海,西方窃贼接踵而至,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等人“见者有份”。如今,藏经洞文献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后来也有一些在社会上收购的流散的敦煌文献,遍布世界各地。

文字楷化的见证

在罗华庆看来,藏经洞的文献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文献总量多达到5万多件,有西晋至宋代的墨迹,其中绝大部分是用笔抄写的写本,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敦煌文献的书体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被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在敦煌文献中还藏有三种唐代拓本,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罗华庆说。

文物数字化回归

讲座结束之后,观众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主讲人提问。虽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现场仍然有一位观众对遗失在国外的文物如何归还很感兴趣,询问敦煌是否在努力置换文物。

虽说敦煌文物遭到洗劫、掠夺发生于100多年以,但敦煌人对文物的主张是“不放弃”。一提起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行为,在观众印象中属于盗窃、劫掠,但对方会强调说是花钱的交易,不管是花多少钱,但是对方认为是从王道士手中购买得来。

一提起文物遗失的伤心事,罗华庆忍不住叹息,“我们讲到这些史实的时候,说斯坦因利用王道士的愚昧无知,花很少钱就买来了。但我们对于文物的主张是不放弃,希望回归。”尽管受到各种条件限制,那些流散在外的文物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但是敦煌人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通过建立这种数字化网站,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归。

如今,英国、法国已经全部数字化,高清数据全部上网,方便研究者查阅。“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先从文物数字化回归,等条件成熟或者适当的时候,我们再提出主权的问题。”他对此信心满满。

[责任编辑: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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