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不了情》笔下多情的敦煌与庄严的佛陀

原标题：多情的敦煌与庄严的佛陀——《敦煌不了情》责编手记

《敦煌不了情》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8月第一版

在中国的地名当中，窃以为最恰当者莫过于敦煌，其释义：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其大，绝不仅指地域之广，更有阔大的包容；其盛，亦不限于表面的繁华，更在于内在的丰盈。

基于此，才有了煌煌三千世界，有了包容万象的文化。这些文化以佛教经典、雕塑、壁画、文书等形式传承千年。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爱情的讴歌，著名舞剧《大梦敦煌》所展现的正是莫高和月牙儿的爱情传奇，与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弑父的悲剧恰恰相反，这一次，却是身为大将军的父亲亲手杀死了女儿月牙儿，由此铸成了莫高和月牙儿的东方爱情悲剧。

悲剧之所以为人们所欣赏，其原因大多源自同情；这是人类的共性。长篇小说《敦煌不了情》也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从时间跨度来说，横跨一个世纪；从空间距离来讲，纵跨东西方，不得不叫人牵心垂泪。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个地球两端一个世纪的爱情了吧。

悲剧最感人的莫过于离散，或者叫生离死别。1936年，南京大屠杀之后，身为传教士的莫西幸免于难，躲过命运的一劫的他只身颠沛在中国的这片焦土上，向西而行。也许是宗教的力量，也许是上苍的示谕，他跋涉千山万水终于来到了敦煌这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佛陀垂青，他在这里遇到了最美的东方女子——马可儿，他们相爱了。在这偏西的西部，滋养这样一个爱情似乎大有可能，但是，悲剧就在这节骨眼上发生了，马可儿的父亲——也是父亲，对西方那几个盗取敦煌宝藏的强盗深恶痛绝，这是国恨；而自己的女儿的爱情又是独爱，在这两者之间取舍的，普通的作家自然会委曲求全，成全女儿的爱情，而这个敦煌却是不一样的敦煌，敦煌人也是不一样的西部人，他决定将女儿许配给当地的驻军首长，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家国情怀。悲剧就此发生。

任何坚硬的文化外壳也阻挡不了人性跨越时空的触摸和拥抱。

马可儿懂得，莫西也懂得，他们誓死相爱。而在军阀无情的刀剑和爱人的生命之间，马可儿宁可舍弃自己的躯体，保全莫西的生命。得以苟活的莫西踽踽西行而去。

悲剧的极限不是死，而是比死了更残酷、更艰辛地活着。作家笔锋陡转，马可儿并没有被军团长(或被现代文明开化)接纳，而是完璧归赵，马可儿面对军团长的善意遗弃，注定了其终极的悲剧命运。

与其说这是爱情的悲剧，不如说这是文化联姻的悲剧。马可儿没有放弃，她苦心孤诣，精心培植莫西留给她(象征着遗爱)的葡萄和西方葡萄酒酿酒技术，终于在一个世纪以后，“莫高相思红”美酒登上了欧洲葡萄酒的授奖台，从而引出了同样在意大利筚路蓝缕，三代人酿造葡萄美酒的莫西庄园的关注，至此，两瓶作为爱情信物的美酒在敦煌相会，爱情终在阴阳两界、东西时空里残酷转圜。

小说并非简单地铺陈旧事，而是勾连了现代意象，这种勾连叫人身在现代灯红酒绿中更加迷恋经典爱情；这种勾连甚至是以轻喜剧的方式让第三代人出场，更显出悲剧的力量。他们寻找祖辈爱情的方式，一波三折，恰似游戏，又似当真，这就是让人笑着流泪的艺术。至于这种以喜衬悲的悲喜比重，谁又能说的清楚呢！也许要占到一半。这大概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轻与重的比例，假定把两者在一个天平的两端，似乎恰恰就是一个平衡呢。这是该长篇小说写作在技术层面上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在于对命运的反观。放置在敦煌这个兼容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命运显得更为扑所迷离，究竟是上帝之手，还是佛陀之手在操控命运，谁又能说得清呢。敦煌之所以是敦煌，在于它的包容，在于不同文化在此地兼容并蓄，自由生长。西方传教士莫西在东方佛陀面前曾经跪下双膝，这就意味着对东方文化的接受，由此才有了这可贵的爱情——跨越地域、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神奇力量，也许这才是小说留给我们思考的真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