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学者东来 国学大师张舜徽在兰往事

原标题：学者东来 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在兰往事

讲述人：王劲 湖南省沅江市市委办工作人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地处西北内陆的兰州容纳了一大批专家学者、革命文艺青年。有顾颉刚、王洛宾、塞克、萧军等人。他们在兰州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为兰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有的奠定了兰州大学学术基石。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就是其中之一。

张舜徽，一代国学大师，湖南沅江赤山新湾镇老屋村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1946年至1949年，他在兰州大学任教三年。

我们联系到了湖南省沅江市的王劲先生，他给我们讲述了张舜徽在兰州的故事。

一代大师，自学成才

张舜徽是一位被遗忘的大师。 当代思想史家蔡尚思先生，在《纪念老一辈国学大师张舜徽》一文中，专论近代学术思想发展。其中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能够称得上国学大师的人，似乎也只有柳诒徽、钱穆和张舜徽等少数人了。

可惜，如今在兰州知道张舜徽名字的人却寥寥无几，至于他在兰州大学三年的教学生涯，更是被尘封在岁月深处了。我是沅江人，这些年四处搜寻我们沅江籍的学人事迹，才渐渐地对他有了了解。

这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师。张舜徽先生出生沅江赤山，其家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且和湘军有非常深厚的渊源。他的祖父张闻锦是同治十三年的二甲进士，父亲张淮玉聪明过人，以治学授课为业。张舜徽从小跟着父亲读书，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因而，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师。

张舜徽早年在湖南长沙文艺、雅礼、兑泽等中学任教。后相继在国立师范学院、民国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大学任教。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训诂之学，留下大量论著。有生之年先后出版书籍二十余部（含著作五十余种），著述总字数逾千万。先生曾任教于兰州大学三年，但如今提起兰州大学的名人，师生们言必称顾颉刚，张舜徽先生这样一位学兼四部的一代通儒，已被人们渐渐地遗忘。

那么，他是如何到兰州的？

在兰州大学，他读了一个暑假的书张舜徽虽然没上过学，但他的求学经历却非常丰富。

他的姑父是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17岁，张舜徽就到北京求学，因为他姑父的缘故，他有机会向当时一流的学者问学，经学家吴承仕、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钱玄同，史学家陈垣、邓之诚，金石学家马衡等都给他给予指点。

因而，他在学问上进步非常快，并在大师的提携下，得以融入当时一流的学术圈子。1941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聘请他为中文系讲师。1944年，才30出头的张舜徽，成为民国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在当时可是个很轰动的事件。1946年秋，在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的邀请下，他出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时，兰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城市，在这里他度过了一段非常安静的时光。在兰州的三年，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他在兰州大学兼授文史两科，讲授《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

张舜徽先生有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习惯。每天，坚持早起。他自己留下的文字中说：“每日凌晨三时辄醒，醒则披衣即起，不稍沾恋。而后伏案观书。其时万籁俱寂，神智清澈，自然事半功倍……每值寒冬夜起，雨雪打窗，孤灯独坐，酷冷沁人肌骨，四顾惘惘，仍疾学不已。及天晓日出，众庶咸兴，而余已阅读写作数小时矣。一生述造不少，大半成于未明之时。”

1946年冬天，兰州大学图书馆以重金购得明刻《皇明经世文编》。由于清代查禁的缘故，再加之花费不少，这套书概不外借。可是，作为一个学者他自然知道这套书的价值，于是利用暑假，不仅读完了这本书，而且选出三百余篇，抄录为《经世文编选目》。

可见，他读书是很下功夫的。

身在兰州，为碑拓遍访陇上青海

我曾读过张舜徽先生的《爱晚庐随笔》，记录了一些他在兰州三年中和甘肃文化界人士相互交往以及学术上的发现。

他和甘肃文化界人士慕寿祺往来密切。还听到了慕寿祺遇见敦煌藏经的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一个大年三十的故事。那个除夕夜，慕寿祺家中来了一个寒士，拿着一个敦煌卷子，希望能换钱，度过艰难的生活。这卷子非常精彩，其书法秀丽，一看就出自女子之手，最末一行，写着“大唐某年月日，玉环为三郎写经”。显然，这是杨贵妃为李隆基祈福写的。可惜的是，慕寿祺也身无余财，只能失之交臂。说起这个故事，两人相对唏嘘。慕翁为之“长吁累日”。他的遗憾，并不减于慕翁。

这样的憾事有不少，1942年4月，青海乐都县修公路时发现一方汉碑，这就是《赵宽碑》。新材料出土，自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可是，石碑在运输过程中断了，有些字看不清了。不过听冯国瑞说，石碑出土时曾有人拓过拓片。他又四处搜寻，遍求陇上及青海，最终没有收获，殊怅惋也！

在兰州大学的三年，是其学术作品或形成或孕育的三年。先生的重要代表作《清儒学记》，就是在兰州大学执教时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基础上历经40年修改完成的。这部巨著，直追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皇皇巨著，堪称研究清代学术的双壁。

晚年，他回忆道，一生中有两度最快乐的读书时光，一在湘中，一在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