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遗书所见的钟王传统

以《兰亭序》的摹写为中心的童蒙学书模式

在唐宋敦煌遗书中，钟王传统首先以蒙学形式出现，但又通过书法普及载体(口诀、类书及训练方式)，而与文化取向、书学理论、技艺传统相勾连。

1.地方文物与学书环境。西汉到唐初，尤其是张芝和索靖的出现，使敦煌一度成为北方书法的重镇之一。而对唐代的敦煌地方政府、知识分子而言，这些前代名人及文物遗迹，不仅是他们着力宣扬的地方文化传统，也是书法传承创新的重要资源。对书法文化的热爱和倡导，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促成文人、学童对书法摹本的重视与收藏，促成人们对文化知识和艺术技巧的不懈追求，才有各种蒙学类书的不断抄诵，才会出现《宣示表》摹写、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等诗文抄录共存的现象，并有“十五年间洪学书”的感叹。

敦煌当地还具备了相对繁荣的书法物质环境。以毛笔生产为例，“令狐眼全造笔一管牒”“上司院笔匠张定奴”造笔的文献，表明敦煌当地有文房四宝的生产，而《樊崇圣纳笔历》则表明了毛笔的采购和销售情况等。还有敦煌当地教育机构也较为齐备，唐代、五代时期，敦煌教育还有寺学、家学，为书法的普及提供了制度基础。

2.从《兰亭序》的摹写看童蒙学书的摹本和方法。书法传统的延续，一是通过原本、摹本的收藏和流传，二是通过已有书法技艺的代际传承。前者是“物”，具体可见、有本可依；后者是“人”，虽依赖于前者，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是无形的载体。由于敦煌地处西部，当地学书者很难拥有经典法书的原本，甚至上佳的摹本，因此，书法的教育和传承，更多依赖的是技艺的授受，依靠的是“人”及其书写技艺，《兰亭序》的摹写尤可为例。

《兰亭序》的最早拓本在南朝末期出现。据唐刘餗《隋唐嘉话》，唐朝臣民大规模临写《兰亭序》，是621年太宗获得真本，636年拓十本赐近臣以后的事。其间，或能流落民间的《兰亭序》副本，主要有几个来源：

一是太宗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赵模、韩道政、诸葛贞、汤普徹等双钩填廓时，汤普徹“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二是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摹本，以三位书家在世时间论，这些摹本当与弘文馆拓本同期出现，最晚亦在永徽年间(650年-655年)，或是依据他们摹本的再摹本；最早的定武兰亭拓本——欧阳询拓临，唐内府摹刻，拓赐近臣，不晚于他逝世的641年，或是拓本的临摹本。

这三个序列，都是二次或三次副本，集中拓写于太宗在位期间。但由于《兰亭序》声名显赫，即使依据刻石的三级副本也是分赐近臣，能流传到民间的本子，必是依据二、三次副本，经过数人传写之后的形态。因此，15件临写残片，显示为对帖字句临写、对帖整段临写、文字性默写三种摹写形式。显然，唐代敦煌遗书中的《兰亭序》，字句反复练习和文字性默写是主要模式。要言之，能够掌握笔画、结体，甚至默诵文章内容，是童蒙学书的目的，它既是学书基础性的要求，也是拓本匮乏情境下教学的必然途径。同时，也是这种不大忠实于原本的摹写，使书法技艺在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域和人群中得以传承。我们知道，宋代以后，20世纪以前，即使印刷术广泛使用，书法碑帖也一直是少数权贵和家族的资源，大部分无法接触碑帖原本或拓本的人，就以此踏上初学之路。

钟王传统与蒙学类书

《兰亭序》等临摹残纸，往往是与童蒙小学典籍、文学作品共生的。其间，南朝和唐人有关钟王书法，乃至书学的知识，往往通过歌诀、类书而得以定型和授受。

如《琱玉集》有“工书”一栏，将文字创造、书体演变、书家代表等撰为专条；唐人所撰《读史编年诗》，择唐以前历史人物故事，按年岁赋诗；归义军时期的类书文献，中有“科斗之书”“隶书”的常识；《杂抄一卷》(又名《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将文史知识列为问答等。这些均涵括一定的书法历史、书体演变等知识，带有劝学、激励的文化导向，由文人加工，用于蒙学诵读。尽管有简单化或平面化之嫌，但却在文化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秦汉起，书法就是童蒙教育的一个部分，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需求，因此，它与《仓颉篇》《千字文》《尔雅》等小学类书，与《诗经》《周易》《尚书》《论语》《文选》《史记》等经史著作，与佛教典籍和实用文仪，以及当时人们的诗文作品，往往共同出现。与书法家的创作和书学研究不同，这些文献更多的是书法传统的消化和普及，是在文化基底上，借助抄本生产、技巧训练、知识传诵，对钟王传统的体认与续写，尽管未见高妙的创作力，但其最终目的，依旧是诗书传道、文化一统。

因此，敦煌遗书所见的钟王临习(乃至全部敦煌汉文文献的书写)，以其丰富的时代和人文气息，与宗教、文化传承互生互进，与诗文、经史和方术相得益彰，而拥有广阔的生存土壤，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换言之，书法，虽然是童蒙类书的一个小节，却使书法具备文化艺术的内在逻辑，传道与进技天然合一，这对我们应对当前书法教育技巧与文化的分裂，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伊犁师范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和书法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