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敦煌遗书所见的钟王传统

原标题：历史上的甘肃书法：唐宋时期敦煌遗书所见的钟王传统

《千字文》临习残片

敦六乙出土西汉《仓颉篇》“邻里时□者/子来学者吾”单句习字简

唐人摹王羲之《瞻近帖》《龙保帖》残片

唐摹王羲之《旃罽胡桃帖》残片

两汉魏晋时期“今妍”书法的形成，及新书体(楷书、今草和行书)的演化，可追溯至东汉。但真正意义上将新书体臻于妙境、具备审美典范，是由东汉末年的张芝(？-约192年)、三国时期的钟繇(151年-230年)和东晋王羲之(303年-361年)完成，由王献之(344年-386年)等人推进的。后世称这一书学谱系为钟王传统。

钟王谱系的典范地位得以塑造和确立，南朝四世的作品搜求、临写与评述献力尤多。但对钟王传统的表述因人而异。宽泛时，除了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也包括擅长某种书体的一些书家，严格时，核心书家只有“四贤”，有时甚至不包括王献之，但总体而言，钟繇、二王是钟王传统的核心。同时，对王羲之书学贡献和地位的肯定，往往使这一谱系简约为王羲之一人，这是南朝末期到初唐书论的潜在趋势。欧阳询(557年-641年)《用笔论》以对话形式表明了初唐时期人们对这一谱系的认识，并指出学书的目的，是“过钟、张之门，入羲、献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后昆”，既有对王羲之的特写，也继承了前代的谱系认识。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对王羲之书法的热爱与倡导，钟王传统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凝练，王羲之在这一谱系中的地位被再次凸显，而张芝、钟繇、王献之三人，一定程度上在唐代书学表述中淡化。

尽管钟王传统是一个历史塑造、因时而变的概念，但自唐初至清代中叶，以王羲之为标志，上可承钟繇、张芝，下可启献之、智永等的书法谱系，已成为人们对书法历史和传统应有的观念和常识，且通过童蒙教材、书法临摹、摹本复制、书论转抄等形式得以定型和流传。

唐宋时期敦煌遗书中临习钟王书法的文献

唐初，地处丝路要塞的敦煌，已有数百年的文化积淀，不仅儒释典籍抄诵需求持续不断，而且有地域书法的土壤，诞生过张芝、索靖(239年-303年)等敦煌氏族出身的名家；同时，取法僧侣、流动商旅、任职官吏、蒙童学郎等，又成为摹本的生产者或技艺的传播者。随着政治统一、疆土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的南北地域差别逐渐消弭，钟王书法作品的摹本获得流通便利。因此，唐代敦煌遗书中，留有不少取法钟王的文献。有：

1.《兰亭序》摹写残片，至少15件，其中可确定纪年的有5件。

2.五件钟王法帖的临摹，如唐人摹王羲之《瞻近帖》《龙保帖》残片，唐摹王羲之《旃罽胡桃帖》后4行残片，唐摹王羲之《积雪凝寒帖》尾、《服食帖》残片等。

3.钟王书法的间接临本与铭刻。敦煌遗书中学习钟王衣钵传人的材料很多，如临习隋代智永的残纸，一些大王、初唐诸家书法风格的碑刻，将之看做钟王书法的间接临本，这些固非王羲之书法真本和直接摹本，但大略可归入钟王传统的脉络，藉此亦可窥探这一古典谱系在敦煌的延续和发展情形。此外，在今新疆东部故北庭都护府遗址，出土了一些唐碑的残片，其中数件与王羲之行书也十分接近。

4.王羲之类书论转抄残纸。敦煌遗书中有关王羲之书论的文献多零碎，篇目为王羲之《笔势论》和王羲之自论书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