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书法史》：敦煌书法艺术历史画卷

原标题：草圣故乡敦煌书法的历史叙述

     ——初读《甘肃书法史》

敦煌写经《大般涅槃经卷》

张芝《冠军帖》

似乎是期待已久，作为三千多年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源头，“草圣”张芝的故乡甘肃，直到“中国书法”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之后的第二年，才有了一部有头有尾、沿革清楚且厚重大气的书法史志，这便是由张永基、刘云鹏两位颇具使命感的甘肃本土书法学者合力著述的《甘肃书法史》(大众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版)。相对于甘肃漫长的书法历史，这部填补甘肃书法史研究空白的迟到的大著，梓行多年来越来越受到书法研究者和欣赏者的认同和推崇，在著者的文化资质、学术素养和治史精神被读者初步验证的同时，其在中国书法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也凸现出来。

甘肃书法史其实就是一部敦煌书法史。这不仅是因为敦煌近似甘肃文化的代名词，更因为《甘肃书法史》这部以行政区划符号“甘肃”命名的地方书法史，所依附的是“敦煌”这样一份更具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打开的是一个更为宏阔的敦煌书法艺术的历史画卷。原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张荣庆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书法艺术的渊源和流变，在甘肃地区均有与之同步的反映。以河西走廊特别是敦煌为中心的甘肃书法史，在这部书中是按朝代分章节进行论述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有了敦煌这个神秘的令人产生无限遐想的中国文化大宝藏的存在，也给甘肃书法史增添了耀人的光彩。那么，甘肃书法史在中国书法史中的地位以及这部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

敦煌书法不仅是甘肃书法的文化宝藏，而且是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世界文化重要遗产的历史根据如下：其一，被后世尊为“草圣”的东汉末年大书法家张芝(字伯英)，祖籍乃敦煌渊泉一地。无张芝之草，则无后来的“二王”。其二，因汉以来中国学问的“三大发现”而渐成国内外显学——“甲骨学”“简帛学”和“敦煌学”，其中的后两个显学皆与甘肃有很大关系。跨越战国和西晋两个时期的简牍和帛书，陆续出土近百年来，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但从数量上来说，当属甘肃最多，而甘肃又以敦煌一带为最。再者，随着清光绪年间莫高窟第16窟“藏经洞”的发现，42000多件“敦煌遗书”的面世，标志着世界性的“敦煌学”学科的创立。正如著者所见：“敦煌遗书书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风格，并且清晰地反映出了民间书法与经典书法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因果关系，也是研究地域书风和佛教书法的重要资源”(《甘肃书法史》第111页)。著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有了《甘肃书法史》的基本纲领。可以说，敦煌书法是《甘肃书法史》的历史依据和文化基石。

《甘肃书法史》以近20万字和287幅图片索引，图文并重地概述了甘肃书法“上自远古下至近现代数千年的历史”。全书共十章49节，每章以概述开篇，每节或遗存或书家或书品或理论，分而逐一述之，读来脉络清晰，主次分明，而且史料翔实，材质考究，会通结撰堪称精到，文化视野甚是开阔而辽远。作为有成就的书家，二位著者优势互补，凭借各自访古读史的知识积累和临池研帖的实践经验，使著述在书法艺术的源头寻找、流变梳理、遗存鉴识及理论诠释诸方面，都体现着史书所必须的历史元素和文化精神。首先，著述对甘肃书法源头有着深邃的眺望。从人文始祖的远古神话传说，到远古刻画符号与文字的产生，再到彩陶所含的书法基因，著述都进行了深广的探视和拓展。作为人文始祖的发祥地，甘肃大地从东到西有着丰富的远古文化积淀。灵敏的嗅觉无疑使著者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找到了书法艺术孕育之前的一些神秘信息。著者这种刨根问底的态度值得给予肯定。其二，著述对甘肃书法流变有着科学的梳理。在厘清甘肃书法源头的头绪之后，著者便将中国书法这一传统文化框于华夏文明史在甘肃进程的背景之下来讲述，从而分辨出属于“敦煌书法”这一遗产名下的书法文化的历史足迹，其方法无疑是很科学的。著述从先秦起步，走两汉，涉两晋，越南北朝，过隋唐宋，穿元明清，直达近现代，顺流而下，气势磅礴。虽止于近现代，但在文化理想上还是与当代做了潜在的衔接。在这一过程的推进中，既有粗线条的勾勒，又有细节的镌刻，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干净利落，可谓取舍适度，裁剪得当，彰显出著者的笔力和法度。人物是史书的灵魂。在这部史书中，仇靖、仇佛、张芝、梁鹄、赵壹、索靖、李世民、李隆基、李白、胡霈然、姜晞、余厥、边武、李梦阳、胡瓒宗、米万钟等不同历史时期点状的甘肃籍光彩书家，被史书以内在的逻辑关系有机地链接，彼此在精神上前后呼应，宛如一条灿烂的星河。其三，著述对敦煌书法遗存有着精辟的鉴识。在讲述甘肃书法的传承时，著者没有空泛地去演讲，而是有根有据地借助敦煌文化辐射下的甘肃文化丰富的遗存本身来表达。笔者发现，著者是自觉地从已占有的文化材质中追寻着历史的足迹和书法的魅影，而且在坚持史书主观回避原则的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著者对甘肃代表性书法遗存简牍、敦煌遗书书法、《西狭颂》《非草书》、甘肃出土的文房四宝乃至历代著名书家和书作的品味与解读，均显示出其不俗的艺术目光。其四，著述对敦煌书法理论体系有着深透的把握。甘肃书法不仅有着悠久的实践史，同时还拥有与之相等的美学史。东汉甘肃天水人赵壹的《非草书》是书法史上最早的一篇自成体系的批评文章，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著者由此精确把握甘肃书法的美学经络，在广泛披阅相关历史和书法文献的基础上，引经据典，对甘肃书法理论的形成、演进和成熟进行了周到的概括和诠释。该书最后所列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多达近百种，从历史到文化，从政治到哲学，从专著到论文，从国志到地方志，让我们不难看出著者的治学态度和书写精神。

旨在弘扬敦煌书法艺术精神的《甘肃书法史》的问世，及时地满足了甘肃书法研究的迫切需要，并对中国书法研究、“甲骨学”“简帛学”和“敦煌学”无疑有着重要的贡献。作为史书，其是否能被历史所接受，乃是其价值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正在被时间认真地检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