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研究助推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五、视角与维度：丝绸之路艺术研究路径探索

丝绸之路艺术领域的广博丰赡，需要多种视角的观照和多重证据综合融通，以探索更接近历史真实和语境的路径，有更多的发现，同时需要从艺术类型特质、审美属性诸方面拓展研究空间。

天水师范学院余粮才教授的《丝绸之路上的伏羲文化》，从墓葬考古中的伏羲画像石（砖）、棺板画、陶盆绘图，石窟中的伏羲女娲壁画，文献记载中伏羲相关的文字记录，民间口头流传的伏羲女娲神话传说，伏羲女娲祠庙及古迹，伏羲女娲信仰等六个方面梳理了丝绸之路甘肃境内的伏羲文化。通过分析发现，伏羲女娲画像及其体现的伏羲文化现象，在天水地区与河西走廊有差别，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移民到河西地区戍边，并将中原地区的伏羲文化带到了河西地区，后来，由于地处朝廷边区，在西拓东进的拉锯中，破坏了伏羲文化在河西地区的持续传承。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任华东的《论“海上丝路”中外瓷器艺术与审美文化交流之维》，围绕着海上丝路中外瓷器文化的交流历史，国内外学界形成了四大研究领域，对中外瓷器艺术与审美文化交流之维的研究是其中之一。论者通过深入梳理该交流史我们发现并首次提出，瓷器所具有的“艺术—审美属性”“日用—商品属性”“高技术—稀缺资源属性”一起构成了中外瓷器文化交流的“三大动力”，理应成为学界研究不可偏废的重要一维。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指出了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尝试性的描画了未来研究的三大主要领域与趋势。

天水师院文传学院刘雁翔教授的《张家川摩崖汉碑与秦汉陇山交通探颐》，通过汉碑研究，证明陇山道是丝绸之路关陇段的最重要通道，另外，张家川摩崖汉碑字形方正朴拙，隶中带篆，别具一格，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乔雪的《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传播与交流——以Duduk笛为例》，通过挖掘以亚美尼亚杜杜克笛为例的西亚、中亚等地乐器的演奏、传播与交流路径，揭示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以及乐器在不同时期的变迁轨迹和相互融合状态。她认为该乐器与发源于古波斯地区的乐器管子同为一脉，在西亚地区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其材质、形制、演奏方式上都发生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上音乐的交流是呈动态流动的方式向前发展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它所传达的情感是可以产生共鸣的，是人类共通情感表达的一种物质载体。

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高菲《丝绸之路艺术视野下大象山石窟“佛像蓄须”意蕴探究》，选取甘肃甘谷“大象山”佛像造型为个例进行探究，分析找出佛像蓄须背后的深层意蕴。她推断：为佛像蓄须行为背后隐含权力意志的象征，从佛像艺术中可以窥探到其背后历史文化的真相；此外，大象山位于道教文化兴盛之地，道教视“须”为生命力、长寿的特征，佛像作为外来艺术形式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势必会与本土信仰文化相融合。

六、路网与枢纽：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思维方式的变化

从长安到罗马，从东方到西方，这是“线型”的丝绸之路，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更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将丝绸之路看着“路网”，它是由多条大道和支道构成的。与此同时，东-西二元对立、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也被打破，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和枢纽得到了重视。这打开了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新视域，也丰富了研究的新内容。

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造型艺术卷”负责人李勇的《丝绸之路中段造型艺术述略》，对丝绸之路艺术的重要节点和交汇地域中亚和中国新疆的造型艺术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证。他提出：丝绸之路成为各民族文化艺术产生、交融、异化的载体，其中宗教作为普遍而又重要的文化现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亚至中国新疆段位于丝绸之路整体陆路的中段，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多元文化使得中亚至中国新疆段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中心，并孕育了博大精深的西域文化艺术；东西方文化和西域文化相互融合，体现出交融、受容、涵化、创新的文化特征，由此中亚至中国新疆段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影响最为明显、极富文化多样性和遗址多样区域；以龟兹佛教石窟群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佛教东渐西传的重要实证，随着伊斯兰教的侵入，沿途出现的庞大的带有伊斯兰明显特质的宗教建筑，不仅成为东亚、中亚、西亚建筑技术传播的实证，也形成了佛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化体系。

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孙晓峰《北朝晚期至隋唐之际中亚胡人在秦州活动考述——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以麦积山石窟北周窟龛的建筑样式、壁画等为依据，深入研究了入华中亚胡人在宗教信仰转变和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具体信息和情况。他认为，“北朝至隋唐之际，古代丝绸之路南线重镇秦州是当时中亚胡人重要聚居区之一”，“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中亚胡商在这一带留下了许多相关文物遗存，麦积山石窟的佛教文化艺术融合了诸多此类中亚文化因素”。

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项一峰的《麦积山石窟佛教造像传入及其艺术特点》，从佛教艺术的源头印度的造像特点入手，分析了秣菟罗、犍陀罗及笈多艺术的时代特点。进而论述了其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认为随着佛教的南北两道传入汉土，受其影响，在汉土亦形成东西两道不同的两大系艺术风格，“麦积山石窟佛教造像的出现，从地理位置、交通、民族审美情趣等方面阐述其造像，虽然受东西两道艺术的影响，但具有既有别于南传系，又有别于凉州系，具有独特的秦地系艺术，对中国后凿石窟造像产生较大影响”。

兰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胡桂芬教授《丝绸之路上的齐家彩陶文化》认为，“齐家文化是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一支重要的史前文化。齐家文化的陶器是丝路考古和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就齐家文化自身发展来说，类型多样，彩陶器型和装饰不拘一格，文化内涵丰富。齐家文化陶器特征虽然继承了不少马家窑文化的元素，但也表现出有别于前期文化的因素，如来自于西域，以及中亚和西亚文化的特点，更使其独具特色”。

造型艺术卷课题组成员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王静《中亚帖木儿王朝时期细密画中的几何纹饰运用研究》，认为在丝绸之路频繁文化交流中，中亚艺术不断汲取着东方文化的营养，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深远。中亚细密画的发展源远流长，早期以插图的形式依附于手抄本中，其画风一般以写实为主，可以是多幅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也可独立成幅。就这一时期细密画中最为典型的几何纹饰应用特色进行归纳，分别从细密画几何纹饰的组合拼接形式、文字几何化的装饰意味、引导画面空间构成的方式、植物纹饰衍生扩展的几何化等四种归纳类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与中国传统工笔绘画的线条的用笔相比，细密画充分汲取中国画中的线条美特点和艺术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