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研究助推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三、物性与诗性：丝绸之路“物的艺术表达”

丝绸之路是人类的物质交流也是文化交流的网路，而不管是在物质交流中还是在文化交流中，艺术既是与交流不可分割的要素构成，也是交流的特殊载体和表达方式。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丝绸之路“物的艺术表达”的概念，意指物质交流负载艺术元素，同时，艺术传播对于物质载体、材料、质地的需求和“利用”，使得“物”蕴含丰富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也具有了艺术表达功能和“文本”叙事功能。“物的艺术表达”使丝绸之路艺术的意蕴获得新的理解，也使得丝绸之路物质与艺术之关系获得新的阐释。论坛期间，专家们通过大量的图像见证历史，直观而又具象地阐发了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的丰富内容和相互交流的历史情境。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子课题“纺织服饰艺术卷”负责人刘瑜的《笔墨经纬——外销手绘丝绸上的“中国风”》，以外销丝绸上的手绘为对象，阐释了其艺术特点和中国风歌及其世界影响。她指出，“丝绸乃‘丝绸之路’上的最重要流通商品之一，而从‘The Silk Road’ 这一西文原词的探究之中，可知‘silk’一词的三个释义，即其既是生丝原料、可以是丝绸面料（原坯绸或各种加工面料）、也可以是丝绸制成的成品（服饰品以及日常其他用品等）。因此关于‘丝绸之路’中‘丝绸’这一主要艺术品类的交流研究，一方面在对象上有必要更加广义多元，另一方面在路径上有必要追踪其应用的过程走向，即从丝绸原料、丝绸面料、装饰加工、成品制成、使用等一系列过程中探讨多层级、多纬度的艺术与文化交流。基于以上观点， 以17、18世纪的中国外销手绘丝绸为例，探讨藉由‘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雄霸欧洲百多年的典型艺术风格——‘中国风’ （Chinoiserie）”。欧洲中国风时期的外销手绘丝绸，集中展现了从面料、装饰技艺、艺术风格、运用品类、生活方式、品味展示等多个层面上的中西方艺术交流融合。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子课题“南方丝路艺术卷”负责人詹颖在《交融与创变——试论汉唐时期蜀锦图像的西域风格》中指出，汉唐时期，产自西南腹地的蜀锦纹样中出现了大量西域风格的图像形式。通过考证蜀锦沿丝绸之路传播的路线，分析丝绸之路与蜀锦西域风格图像生成之间的联系，认为经由各条丝绸输送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丝绸中，蜀锦长期以来是主要产品，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带来的频繁的中外交流是蜀锦纹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格的重要背景。她对蜀锦的西域风格图像的基本形式进行分析，从基本形象元素和构图形式两方面对蜀锦汉唐时期西域图像进行了深描，并探寻了蜀锦西域风格图像的源流，发现蜀锦从模仿波斯锦的图像，到联珠团窠纹的变迁，再到陵阳公样的设计，体现了在多元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巴蜀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创新，最终赋予外来艺术以本土化的崭新风貌。

兰州大学文学院丝路艺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中心副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项目组成员郭茂全在《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中的“胡瓶”》中认为，器物的交流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胡瓶”是古代中国对外来瓶器的指称，胡瓶艺术是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的重要载体。胡瓶的话语命名、器物材质、制作工艺、器形样式、装饰图案都显现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艺术影响的特点，胡瓶的流通传播与丝路沿线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紧密关联。胡瓶“进”中国的空间路线与时间脉络、“在”中国的多元样态与审美嬗变都表征着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的基本基质。胡瓶艺术汇聚着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王朝战争、商品贸易、宗教传播等文化交流，也透射出人类审美文化互渗、互证、互生、共成的美学经验。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课题组成员杨雪《毬路惊鸿——从毬路纹管窥丝绸之路中外纺织服饰文化交流》选择毬路纹这一对象，将其置于丝绸之路视域进行探究。她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毬路纹作为一种极为优美的几何纹饰很早就是西亚、北非及中亚地区的流行的纺织服饰装饰纹样。她对毬路纹的造型样式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图式界定，并依据诸多考古实物证据，提出中国境内流传的毬路纹纺织服饰品最早或为异域文明使者经丝绸之路西传而来的猜想。毬路纹被中华文明所选择、吸纳、融合，历经辽、宋、元、明各个时期的传承创新，被赋予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吉祥寓意。毬路纹的魅力并未止于中国，经由丝绸之路一路向东传播，对邻国日本的传统纺织服饰纹样的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巨大影响”。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课题组成员任杏媛博士在《铜鼓在南丝绸之路中的传播与演变》中，通过铜鼓艺术纹样造型等方面的演变方式的研究，探求南方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状况。她指出，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步开通，它以成都平原为起点，经云南，入缅甸，抵印度，是中国古代与南亚、中亚、以及东南亚贸易交往的国际交通线。但南丝绸之路并非一个凝固不变的概念，她延续千年历史，跨越不同地区，不断改变，生机勃勃。铜鼓并非诞生同一种文化及区域，而是隶属不同时代，交集不同文化而产生的，时间可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现代。在整个南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过程当中，每个强势文化区域的边缘地带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原本的核心文化。

四、图像与书写：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方法探索

剑桥大学教授、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 子课题“写本艺术卷”负责人Imre Galambos（高奕睿）的《9至10世纪敦煌的书写与文化身份》选取通过对九至十世纪敦煌文献中具有独特书写方式的文书，特别关注“从左到右”书写格式和相关信息，参照图像和书写内容，运用图像学的方法，解读书写方式与文化身份的关系，揭示了书写“形式”中反映的“内容”，同时，对于思考“文本”与“写本”之关系有新的启示。Imre Galambos认为，敦煌写本的形式特点——书写方式实际上是在指证书写人的文化身份，“敦煌”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符号，更是多元文化混合、碰撞以及交融的复杂历史场域，汉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回鹘文化在这里相互借鉴，彼此吸收。“敦煌写本”特殊的书写方式或许是一种民族文化记忆和身份的表现。

台湾辅仁大学副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课题组成员林佩莹在《日本圣德太子绘像与唐代壁画关系考察》的发言中，以《唐本御影》这幅画像为主要研究题材，追溯其来龙去脉，并解释背后的意蕴。她指出，此幅传说为日本圣德太子的画像，对其作者众说纷纭，大致认为是八世纪的“唐风”绘画。“本文考查此图绘画风格中的佛教、儒家成分，以及服饰的风格，与唐代壁画对比，如章怀太子墓葬壁画等与其有高度相似度，而最为相近者实为敦煌壁画130窟北壁之供养人图像，服饰与构图风格极为接近。此对照为唐代文化交流提供侧写，解释了绘画风格在敦煌与东北亚之间的流动”。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课题组成员陈勇在《从马的图像看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中提出：马与人类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中，马对人类的生活一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通与生产的工具，同时也是战争不可或缺的装备，因而也逐渐成为人类精神的某种积极力量的象征。于是，人类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再现马表现马就成为一个当然而普遍的主题。进而，他比较了秦兵马俑的陶马与汉代铜奔马“马超神雀”造型上的差异并指出，丝绸之路对于中外艺术交流的促进，除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直接交流之外，更多的是物质交流对艺术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非对应的交流可能是更普遍、更深刻的一种交流。通过马的图像在丝绸之路艺术交流中考察，可以对于某些流行的艺术观进行重新审视，改变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从而对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可靠的材料和依据。

新疆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之“造型艺术卷”课题组成员雷启星博士《从“转轮王”到“飞行皇帝”－“飞行皇帝”的图像、文本、年代研究》，通过具体图像对比、图像分析，系统梳理中国新疆龟兹壁画中“飞行皇帝”图像、北魏皇兴五年造像碑中“飞行皇帝图像”，同时梳理印度早期转轮王图像，探讨从“转轮王”到“飞行皇帝”图像及文本概念的变化，认为“印度的‘飞行皇帝’概念、图像和中国中亚（龟兹）及中国内地的飞行皇帝的概念和图像是有一定区别的。发现“话语及文本”的变化最终导致“图像”也发生变化，这种“话语和图像”的变化也蕴含着中国中古时代更加宏大的整体历史语境及政治、皇权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是佛教进入中古中国，本土传统对佛教政治话语和图像的一次重塑，形成新的概念和图像。

兰州大学与剑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张璐《反弹琵琶”的语言姿态性研究》提出，“反弹琵琶”通常被认为是敦煌壁画大量伎乐天形象中最经典的造型，最著名的便是莫高窟112窟《伎乐图》中的形象。该姿态栩栩如生地呈现出翩翩起舞，举足反弹时一刹那间的动状。那么，“反弹琵琶”的舞姿从何而来？为此，她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反弹琵琶”从技术层面来说，是否真的能反弹？演示证明不可能。由此大胆推测“反弹琵琶”的姿态已不再是真正琵琶演奏的姿态，而是乐器语言姿态向舞蹈语言姿态的转化。进而提出反弹琵琶的语言姿态性表现的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