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研究助推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研究助推学科融合与学术创新

——“丝绸之路人文与艺术论坛”综述

2018年7月6日-8日，“丝绸之路人文与艺术论坛”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天水市举行。论坛由兰州大学文学院、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兰州大学丝路艺术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心、甘肃华夏文明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天水师范学院、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课题组成员等，就丝绸之路艺术相关理论问题、丝绸之路的人文交流与艺术交流的互动，以及丝绸之路造型艺术、陶瓷艺术、乐舞艺术、服饰艺术、写本艺术、南方丝绸之路艺术等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发表了新颖的观点。在“丝绸之路艺术”视域下，对人文与艺术的学科融通、学术创新、方法更新等做出了有益尝试和积极探讨，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理论与实证：丝绸之路艺术内涵外延与时空定位

丝绸之路艺术与人文研究，首先面临的是其概念范畴、时空定位和内涵外延等问题。因为自1877年德国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以来的140年间，人们对世界、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巨变，特别是考古的发现、文献材料的发掘和整理，以及历史观的变化，使得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外延、时间与空间、要素与系统等理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更为宽泛，对其时空定位不断延展，丝绸之路史被视为一部特殊的世界史。作为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的构成和形象表达方式，丝绸之路艺术的概念范畴、内涵外延、时空范围都需要重新审视和阐释。这是丝绸之路艺术研究能否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整体突破的关键之一。为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研究团队从实证与理论两方面进行了积极认真地探索，其他研究者也从不同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首席专家、兰州大学文学院程金城教授在《丝绸之路艺术廊道、基质和斑块》中认为，应基于广义的“丝绸之路”和广义的“艺术”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来理解“丝绸之路艺术”。丝绸之路艺术现象极为复杂，对其立体地把握和深入地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方法的借鉴和范式的创新，需要打通学科界限，融通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学术探索。为此，他对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所涉及到的概念范畴、时空范围、研究单位、枢纽节点、“廊道”、“基质”“斑块”等进行界定和探讨，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丝绸之路艺术进行整体系统的结构分析，认为丝绸之路艺术是人类史上独特的艺术“景观”，有别于以往的地域艺术史、国别艺术史和世界艺术史，试图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来把握丝绸之路艺术的整体性与异质性及其相互关系。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之“陶瓷艺术卷”子课题负责人林少雄在《陶器时代与中国艺术观念的发生》中认为，如果从人类文明的创造及其发展来看，在早期无疑有一个陶器时代的存在。如果说中国早期艺术观念的发生时代，无疑是在陶器时代，因为这一时期为我们大量保留下来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艺术文本，它们不仅构成了中国史前艺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艺术观念的发生。而且对后来中国艺术创作的发展、中国艺术基本样貌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少雄教授关于中国彩陶及其对后世影响的观点，对于认识中国艺术源流有重要意义，也在客观上将丝绸之路艺术发生时间推前。他对丝绸之路的时空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丝绸之路的总体表征，以物质文明的创造及其交流为要。以此为据，丝绸之路在时间上，分别由从史前至张骞出使西域的前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至1840年的丝绸之路、1840年之后的新丝绸之路三个阶段构成，并对其文化意蕴做了阐释。

二、人文与艺术：丝路艺术研究领域与学术视域的拓展

丝绸之路艺术的视域，不同于以范式假设和概念推演为特点的理论视域，而是由具体研究对象构成并相互交叉的实在的研究领域。当以丝绸之路人文与艺术的“交流、融合、相互影响”为焦点的时候，当研究对象构成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单一学科而具有显明的综合性研究领域的时候，这一“研究领域”就成为学科之间交叉自然构成的“学术视域”。“丝绸之路人文与艺术”论坛正是在这种学术研究思维转变和认识基础上的学术探索，也是学科突围的实验，围绕这一主旨的“论坛”就成为学科之间学术交流的平台。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课题组成员张同胜在《古代民信与西域宗教——以“人日”为例》中将中国正月初七“人日”的民间信仰现象，置于丝绸之路的视域下，贯通中国与中亚、西亚、印度的文化联系，对“人日”现象做出新的解释。他提出：“大年正月初七为‘人日’，或云此乃农事占卜所成之民信。然而，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视域下，发现人日的成源女娲造人是印度原人化生在中土的在地化；而初七、十七、二十七的崇信，与西亚、中亚数理文化‘尚七’潜流暗通。从而表明，古代汉文化之民信，与西域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水师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郭昭第教授在《乡村美学：基于陇东南乡俗的人类学调查及哲学智慧阐释》的发言中，结合丝绸之路重要通道陇东南的艺术现象，关注和阐释乡村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及其蕴含的器物美学智慧，以及春官唱词、乞巧歌、山歌、戏曲、曲艺等民间文学现象，综合运用文艺学、美学、民间文艺学等理论，用人类学方法广泛搜集罗列和呈现基于动物性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文明发展最核心课题的生老病死，及基于见朴抱素、复归自然的春夏秋冬之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认为研究以天水核心的陇东南历史文化区民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春夏秋冬等乡俗及其蕴含的哲学智慧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霍志军在《文学考古学：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以丝绸之路甘肃段为个案的考察》中提出，文学考古学可以使我们逼近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生态状况，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甘肃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石刻资料，为古代作家、作品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丝路考古发现的民族双语石刻提供了中原文学所未见的审美形式。甘肃地区出土的文化遗址、简牍、乐器、舞蹈陶俑等，可以深化对古代文学演进的认识。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课题组成员刘洪听的论文《贾胡东来——胡腾儿与胡腾舞论略》以胡腾儿为切入点，试图探析中亚古族粟特人之贸易及文化艺术，从粟特人的生性、习俗等方面回溯胡腾舞之源流。在搜集了正史、杂文、乐志、诗文等资料中关于胡腾舞的记载后，以还原真实的胡腾舞为主旨，结合以诗证舞、以史证舞、诗图互证等方法，通过爬梳史料、图像中的胡腾舞，发现胡腾舞的名称极有可能是波斯语的音译，并梳理出了关于胡腾儿、胡腾舞的最早记录，以及胡腾舞最有可能遗存的地域与种族。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副教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丝路艺术图志”课题组成员邵旻《寻找中国红：丝路本草贸易与中国传统红色染料发展》的发言认为，中国传统染织服装体系中的红色，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视觉元素，更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礼法制度、器物材质与彰施技法等综合因素影响下形成的社会元素，带有典型的符号性。其中，染料贸易对于中国红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推动作用。中国红的染色史在数千年发展中呈现出阶段性与扩展性特征。

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陈芳芳副教授的《仪式、互动与认同——对杓哇“转丈人”仪式的实证研究》发言，从民族民间信仰的角度，对多元文化的融合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她指出，“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洮州自明代以来就有规模庞大的十八龙神，它是一个拥有汉、藏、土、回等多个族群参与的民间信仰。位于冶力关的‘常遇春’是龙神之一，其众多仪式之一的‘转丈人’整合了洮州北路的汉、藏、土等众多族群与村落，最终形成了‘文化上的多元融合与地域上的一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