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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暴食症相处的9年


来源:上观新闻

原标题:着调 | 和暴食症相处的9年曾有一位作家描述说:“那一年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年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吃,想爱,还想在这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同样是21岁,江

原标题: 着调 | 和暴食症相处的9年

曾有一位作家描述说:“那一年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年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吃,想爱,还想在这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同样是21岁,江露在和暴食症抗争的豆瓣帖子中写道:“生命真的是一件非常苍白的东西。千疮百孔,大概就是形容这种状态吧。但就算是这样破破烂烂的生命,依然有被治愈的可能性。”

这一年,江露终于治好了相伴9年的暴食症。对她来说,好好去吃、好好去爱曾经真的是一种奢望。

是病,也是药

江露的催吐来得比暴食要早,最开始是在11岁,这是她减肥的一种方式。但吐掉食物后感到饿,又会再吃,并且产生了“反正要吐,不如先多吃一点再吐”的想法,逐渐对暴食产生了依赖。

很多暴食症患者的暴食史和减肥史都是重叠的。江露把减肥称为自己的“魔障”,童年微胖时被嘲笑的阴影和性格中的完美主义让她总是在减肥。不瘦到楚楚可怜,江露就不罢休。

减肥一吐十多年,暴食也接踵而至。患病阶段,江露两三天会吐一次。最多的时候,暴食和催吐每天发生四五次。

最可怕的一次暴食,她吃了一个全家桶、一份炒饭和一盒蛋挞,胃仿佛马上要爆炸。江露狠抠嗓子眼想吐出来,结果出来的是血。她用尽力气,好不容易吐了一半,却被米饭噎住差点呼吸不上来,“那时候真感觉要死了”。

根据研究者Sumati Gupta的定义,暴食症不仅仅是“吃得多”,还伴随着强烈的失控感,以及暴食后的自我厌恶与内疚。同时,暴食症患者常常会采取“净化行为”来补偿暴食中摄取的过度热量,江露的催吐就是其中一种。暴食和催吐构成的循环令人上瘾。

江露至今讲不清楚暴食的原因,但她知道,暴食症是她的病,也是她的药。在压力缠身的时候,暴食带来撕心裂肺的放纵,给了她灵魂的出口。食物带来的满足、违抗父母的愉悦、身心压力的缓解,让她的暴食周而复始。

发作的时候,江露不在乎吃的是什么,吃的方式也不重要。“泡面不用泡,干啃。”她一般选择廉价的主食和代替巧克力的麦丽素作为暴食的对象,“一方面可以减少花销,另一方面有一种自己也很廉价的自虐快感”。

暴食像是一场心灵的骗局,诱导身体发出错误的信号。有时没吃多少,江露却感觉自己胖了很多;有时会出现“假饿”状态——明明已经吃得很饱,却突然很想吃油腻的、甜的东西或肉类。于是破罐子破摔,胡吃海喝后再吐掉。

“想变成一个能够正常吃饭的人”,江露说,“而不是一个吃四块小鸡肉就觉得脸肿了不敢照镜子的人”。她有的时候会想,如果能多喜欢自己一点,一切可能会好一些。

9年,暴食症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获得快乐的方式,成为江露无法避免的痛苦来源。

食物和人生,不应该是被糟蹋的东西

暴食和催吐为江露的生活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首先是身体的伤害,中学起她时常胃酸胃疼,大二才把慢性胃炎治好。其次是心理方面的负罪感,因为要瞒着别人催吐,尤其是父母。她找时机,收拾吐后遗留的痕迹,那段时光堪比谍战。

江露的零花钱也基本砸在这上面,大学后的很大一部分生活费花在购买食物上。暴食和催吐让她变得更加偏执,她评价当时的自己,对身材、外貌的过分要求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13岁的时候,江露暴食被父母发现。那时她知道这样不正常,但没有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之后频率有所减少,但压力一大还是照旧。“一开始只觉得是个坏习惯,父母也不太清楚情况,就拖着了”。贪吃和浪费往往被认为是暴食者的罪过,暴食症患者自己也很难意识到,他们只是生了一场病而已。

大学后,江露看了一些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相关书籍,开始努力进行自我疗愈。她用了记录的方式,在豆瓣上写帖子,“这种方式在很多积极心理学的著作中都会提到”。

“早餐鸡蛋灌饼和清粥;午餐吃了芋头、玉米烙、麻辣鱿鱼;晚餐又吃了三块驴打滚、菜心和豆浆。”

“早上鸡蛋豆浆和一点生菜;中午蘑菇蔬菜汤和半碗米饭;开始缓缓戒除多余的豆浆,希望能成功。”……

江露为每天吃的食物打卡,尝试面对自己心情的起起落落。这种方式给了她戒掉暴食症的监督与动力,也敦促她思考自身。治疗的一年里,她参加瑜伽社团、学习游泳、健身。暴食过后,她逐渐控制自己不去催吐。“暴食之前考虑的时间越来越多,理性发挥作用,食物的消耗就慢慢降下来了”。这段时间,江露要重建和食物的关系,像个孩子一样,学习好好吃饭。

治疗的过程并不容易,暴食常常反复,一下子又会回到原点。江露认为最难的一点在于,她知道暴食和催吐对减压或减肥都有用,“但你不能用,你需要克制”。我问她,患病期间,有没有想象过克服了暴食后的自己,那会是什么样子?她说:“没有,只是抵抗暴食呕吐的欲望就用尽了全力。”

由于没有找到其他排解压力的方式,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和暴食症斗争过程中江露患上了抑郁症。这时别说吃饭,生活中所有意愿都消失了。她来到医院做检查和治疗,向医生坦白了一切。在这之前,知道她患暴食症的有三个好友和父母,但他们都不了解江露的具体情形,也不知道暴食症患者往往有患上其他心理疾病的倾向。

抑郁症确诊后,校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给她一点点增加抗抑郁药物的剂量。给她看病的是一个温和的老爷爷,平时不会给江露很多鼓励,相反,他淡然地按流程诊病让江露很自在。

药物的作用在整个康复过程中非常大。除了吃药,江露没有使用其他治疗手段。“吃药之前仿佛是无法消散的阴雨天;吃药后,雨停了,云淡了一点点;再继续吃,会有一丝云的缝隙;后来,缝隙中有阳光透进来”,江露回想起来,觉得接受正规治疗还是比自我挣扎要好一点,“治好后,你会觉得以前那些都不是事儿”。

暴食症的康复更像是抑郁症治疗的一个赠品,康复并不是在某一个特定时刻发生,而是慢慢沉淀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吐了,有了饱的感觉、不再思考要不要吃东西这个问题”,她很开心和欣慰。

在她为自己开的豆瓣帖子里,江露曾说她不想逃。她写下,”食物与人生,是不应该被糟蹋的东西“。 一年后她做到了,2015年12月11日,整个帖子的碎碎念已经写到了第五页,她最后说:“我要彻彻底底离开啦,谢谢这个曾经供我哭泣的地方。”

痛苦可能是某种转机

江露记录的帖子下面,有很多同样受到暴食症困扰的患者回复。他们分享自己的日常,互相打气。水下独自沉潜了太久,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他们短暂地浮出水面,在彼此的交流中呼吸温暖的氧气。“没想到可以有这么个地方听我吐槽,还耐心回应”,一个女孩说了自己的故事之后加了这么一句。

江露和其他病友说的话,大多是一些很平淡、细碎的事情。她们彼此说加油,安慰和鼓励对方。江露也会对其他患者说,祝你早点从这里出去。病友的陪伴,让她不再孤独。

治愈后,江露唯一的想法就是把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处理好,让被搅乱的生活重归正轨。对她来说,这些就已经足够艰辛。

提到康复后想做的事,江露想到了结婚,对陪在身边的男友做个交代,“感谢他的不离不弃,一直努力纠正我的审美观。”她开始觉得经历的痛苦可能蕴含着某种转机。之前她和父亲的关系不算好,但这段时间里他竭尽全力陪伴江露。散步,陪她学习,坚持运动。“50岁的人为了陪我跳郑多燕,这让我常常想哭。但我知道与其哭,不如笑容更能回报他”。她有了期盼和牵绊,想证明自己——“我已经好了哟,不要担心了”,她想这样骄傲地对父母说。

现在,江露对自己的状态还算满意,再次提起这些经历,她显得平静。除了吃得不舒服,她不再吐了;长胖了一点,没有以前那么焦虑了;虽然有时不开心,但有了自愈的能力。脾气也好了很多,对世界对人都没有太多不满,“可以称得上坚强吧”。

对那些年暴食的自己,她想说声谢谢,她明白自己如果没有得暴食症的话,肯定会走上更极端的道路。当我问她会选择记住还是忘记这段经历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记住”,“因为无论是为了变漂亮而努力的自己,还是为了健康而努力的自己,都是全力挣扎的经历。而治愈它的时光则有他人倾注的爱,若是我忘记这段时光,也就忘记了世上曾有人因我不满意自己的地方喜欢我”。

(文中江露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雪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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